《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序（第2/3页）

《拉希德史》，作者是明代叶尔羌汗国统治者米儿咱·海答儿，书成于1541—1546年。有察合台文译本。目前最流行的，是英国人罗斯的英译本。（注：米儿咱·海答儿：《拉希德史》，罗斯的英译本：《中亚蒙古人史》（Mirza Muhammad Haidar-i Dughlat，Tarikh-i Rashidi，E.Denison Ross，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Dughlat，London&New York，1972）。）1985—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英译本重译的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上、下册）。（注：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二卷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986年。蒙兀儿这个译法最初是洪钧开始使用的，他没有考虑古代汉语的读音，极不科学，吾师韩儒林曾详论之，见《蒙古的名称》，载《穹庐集》，第148页。故此名不宜再用。）

帖木儿王朝史研究近20年在国外来取得了不少新进展。美国学者孟茨的论文《帖木儿兴起前后的察合台兀鲁思——从部落联盟到征服军队的转变》（注：Beatrice Forbes Manz，“The Ulus Chaghatay before and after Temur’s Rise to Power：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ibal Confederation to Army of Conquest，”Central Asiatic Journal，卷27，第1—2期，1983年，第79—100页。）讨论14世纪中期的察合台汗国史、部落政治的帖木儿的兴起、帖木儿权力的巩固和察合台兀鲁思的转变等3个专题。孟茨还曾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著《帖木儿统治的管理与权威的代表》（注：Beatrice Forbes Manz，“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in Temur’s Dominions”，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76，pp.191-207.）、《跛子帖木儿及统治权的象征》（注：Beatrice Forbes Manz，“Mamerlane and the Symbolism of Sovereignty”，in Iranian Studies，21，1-2（1988），pp.105-122.）及《跛子帖木儿的兴起与统治》。（注：Beatrice Forbes Manz，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由于这些成果，孟茨成为当代国际上最知名、最活跃的帖木儿王朝早期历史的研究者。道罗提娅·克拉伍勒斯基的专著《帖木儿王朝的呼罗珊——基于哈肥子·阿卜鲁的编年史》，也是一部研究帖木儿王朝史的重要史学著作，其第二部分专门考证了呼罗珊的地名。（注：Dorothea Krawulsky，Horāsān zur Timuridenzeit nach dem Tārīkh-e Hāfez-e Abrū.）日本学者川口琢司于1988年发表的论文《帖木儿和察合台异密们》（注：川口琢司：《帖木儿和察合台阿米儿们》（《Temurとチガタィ·ァミ-ル达》），载《东洋学报》，1988年，卷69。），主要利用帖木儿帝国时代的波斯史籍，着重讨论了除了帖木儿和迷里忽辛之外，9个在中亚形成割据势力的诸侯家族的情况。而另一位日本学者Ando Shiro以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基于〈贵显世系〉的帖木儿王朝的阿米儿们——有关14—15世纪中亚的贵族世系研究》（注：Shiro Ando，Timudirdische Emire nach dem Mu’izz al-ansāb-untersuchung zur Stammesaristokratie Zentralasiens im 14.und 15.Jahrhundert，Islamkundiche Untersuchungen，band 153，herausgegeben von Gerd Winkelhame，Freiburg（Breisgau）Univ.，Diss.，1991，Berlin，1992.），是一篇研究帖木儿王朝突厥—蒙古游牧贵族世系的力作。西方学者近年来有关陈诚出使的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他发表有题为《明代出使内陆亚洲的两位使节》的文章（注：Morris Rossabi，“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载《通报》（T’oung Pao），1976年。），还把《西域番国志》译为英语。（注：“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is-yu Fan-kuo Chih”，in Ming Studies，1993 fall.）美国学者菲里西娅·海科有关陈诚的论文（注：Fi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in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也是一篇成功之作。作者把《西域番国志》中在描述哈烈（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时所记录的音译词汇成功地复原为波斯语，扫除了主要依据汉文史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在阅读、校订史料时所面临的困难。例如，陈诚所写帖木儿王朝在其国内“道边多筑土屋，名‘朗儿歌’，以为憩往来之人留憩，免祁寒暑雨之患”中的“朗儿歌”，作者将之比附为波斯语langar，译言“客栈”。由此可知北图藏抄本中之汉字音译“朗儿歌”（注：《西域番国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据明抄本景印，叶八。），应为“朗歌儿”之倒误。（注：在中华书局所刊周连宽《西域番国志》校注本（《中外交通史籍丛刊》，2000年）中，此名已校，见第71页，并见第80页注22。）

虽然西方学者对帖木儿王朝的历史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并不熟悉有关它与明朝往来的汉文史料。即便是懂汉文、且在研究明与帖木儿王朝史上有建树的学者，一般所能使用的汉文史料，也主要局限于有关陈诚西使的资料几部相对较为集中的文献。对汉文史料进行系统性爬梳和文献学研究，在境外基本尚未开始。而记载明与西域陆路往来的汉文文献勘称丰富。其中相对集中者有：除陈诚《西使记》之外，尚有《明实录》的相应部分、郑晓《皇明四夷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罗曰褧《咸宾录》、茅瑞徵《皇明象胥录》、王宗载《四夷馆考》、陈仁锡《皇明世法录》，杨一葵《裔乘》，查继佐《罪惟录》、程百二《方舆胜略》及清初所修《明史·西域传》。查检过上述资料的学者都发现，各书内容互相重复之处甚多，孰为源，孰为流，从未有学者专门加以讨论。

张文德1997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西域史，次年考取博士研究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考虑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自身的条件，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与学术兴趣，张文德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优长之处，以汉文史料为中心，决定以理清明代汉文史料中有关西域记载的源流问题为主要关注方向。张文德在经过大量阅读之后，逐渐将自己的兴趣集中于明与帖木儿王朝交往的汉文史料问题上，深入系统地进行探讨，在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实践证明，他的选择应当说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除案前这部专著外，张文德还著有《中亚苏非主义史》（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及数十篇论文，其中重要者有《论伊斯兰教对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影响》、《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等。其研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学术界也产生影响。德国学者廉亚明（Rslph Kauz）在撰写学术专著《明与帖木儿王朝的政治与商业往来——中古时代晚期的中国、伊朗与中亚》时（注：Ralph Kauz，Politik und Handel zwischen Ming und Timuriden-China，Iran un Zentralasien im Spätmittelater，Reichert verlag，Wiesbaden，2005.参见第288页。），就参考了张文德的论文《〈明史·西域传〉黑娄考》（注：载《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第25—33页。）、《〈明史·西域传·撒马儿罕〉辨误》（注：载《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94—96页。）、《〈明史·西传·失剌思〉考》（注：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6—267页。）及其博士论文《明与帖木儿朝交往史研究——以汉文史料为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