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第4/11页）
这就是查理财政需要的后果，但是，他的恐惧心较之财政需要，使他更远离正轨。他虽然十分自傲，对一切都漫不经心，但有时也觉得自己力弱，需要人支持。他几次尝试恢复高等贵族曾经的权势。他害怕乡绅们在伦敦的势力，便借口禁止浪费，命他们回到自己的庄园里。星法院以维护贵族的尊严为己任。若有人得罪贵族，或在言语、行为上对贵族表示不敬，就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刑责，被罚巨款。国王与遭到不敬的贵族则因此得利。国王的目的，是要壮大贵族的势力，抬高他们的身价。但这样的尝试并未继续下去，或许因为效果欠佳，又或许因为贵族们往日的行为，使国王不太信任他们的子孙。事实上，确实有几个贵族站在怨恨国王的队伍前列，而且人民信任这几个人。因此，国王现在需要找出另外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已有一定势力，却还需要国王扶持，如果国王给他们一定的专制权利，他们就会报答国王。英格兰的教士们对这样的使命期盼已久，现在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
英国国教是根据世俗君主的意愿建立起来的，在建立之初就丧失了独立性。这个团体既不赋有神圣的使命，又不能依靠本身的权利而存在。它既远离人民，又与罗马教皇和普世天主教会分离，其主教和高级教士们不过是国王的臣仆而已。它是一个有责任代表人类信仰的团体，但基础却如此薄弱空虚。英国国教早已知道自己的根本弱点，但由于害怕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铁腕，它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恢复地位。这个教会同时受到天主教和不奉国教的人们两面夹攻，其所拥有的财产和信仰一样岌岌可危。因此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世俗君主，只有这种权威才能使教会免受仇敌的侵害。
伊丽莎白晚年时期，一些德高望重的国教教士曾有所表示。坎特伯雷大主教下面的牧师班克罗夫特博士认为主教制度并不是世俗的制度，自从使徒时代[ 指《新约》中彼得、保罗的时代。
]以来，主教们便从上帝手中取得各项权利以管理教务。事实上，这些新教士认为自己的权利有了更加坚固的基础，便开始慢慢走向独立。尽管这种尝试一直小心翼翼，却仍受到轻蔑和反对。伊丽莎白断然宣称她对宗教有充分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人民很积极地站到女王这边，他们要求宗教改革，他们很明白，主教们希望独立，并非出于使信仰摆脱君权的考虑，只是为了自己能控制信仰。
詹姆士一世在位时，不曾做过什么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他维持对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却给主教们许多恩惠，有心加强他们的势力（比如通过削弱他们仇敌的办法），因此他们的自信与力量也日益增大。他们热心地宣称国王有神赋的权利，不久又开始宣称他们自己有神赋的权利，班克罗夫特当初小心翼翼提出的主张，现已变成全体高等教士公开承认的意见。1604年12月，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每当国王炫耀他的权利，教士们必鞠躬致敬；不过他们立刻就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要求反对人民，以获得国王的欢心。他们努力支持绝对专制的事业，希望将来有一天，国王必须依靠他们的帮助才能维持统治。
查理与议会发生矛盾后，在国内很孤立，四处寻找维护统治的方法，国教教士们认为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无人敢与他们争斗，天主教势力也不再让他们恐惧。教会大主教劳德得到国王的完全信任，由他独掌全部教务。其他大臣也没有竭力反对教士，同他们坚决斗争。大臣们对此漠不关心，或者自己就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许多学问渊博的人也为教会增色添彩。几所大学，尤其是牛津大学，非常崇拜该派的原则。如今教会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人民——他们见改革没有完成，不满之心与日俱增，就热衷于完成宗教改革。人民同时要求两样东西：对福音的信仰以及公民的自由。它们互为保障，因此同样危险，既威胁着国王的权力，又威胁着主教统治制的权力。国王虔诚奉教，相信他的权力和主教们的权力同样源于上帝，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教士们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一方面可以脱离国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压制人民。
劳德便以他一贯的强硬开始行动了。第一件根本要务就是统一教会的信条、纪律和礼拜仪式，绝不容许丝毫差错，这样才会有力量。劳德以最大的决心，倾注全力、毫无顾忌地办起这件事。统管宗教事务及判决宗教案件的高等法庭越来越专断，它的受理范围、形式以及量刑轻重都日益严酷。所有教会都被规定完全采用国教教会的宗教教义，严格遵行其礼拜仪式。许多教堂的牧师原本不是国教教士，现在全部换成他们的人了。人民成群结队地去听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传道，于是教会禁止他们宣讲。他们既无教堂可以演讲，又无职位收入可领，只能周游各地，在客栈、私宅或田间向信徒们传道。官吏到处追捕并迫害他们。但在乡间，贵族、乡绅和退休的市民却崇拜他们的宗教文化，请他们住到自己家中，聘请他们为牧师或家庭教师。但官吏们仍不放松，继续迫害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许多受迫害的人只能离开英格兰，前往法国、荷兰、日耳曼，在那里创立属于自己信仰的教会。然而，专制独裁居然渡海来迫害他们，命令这些教会奉行国教的礼仪。至于那些已经取得英国执照的法国、荷兰、日耳曼工匠，当初可以自由信奉本国宗教，现在却因此被取消执照，许多人只好离开英格兰，光是诺里奇教区就流失了三千名勤奋的外国工匠。就这样，不奉国教的人们，既没有藏身之地，又没有稳定收入，虽然不断逃亡、躲藏，却仍坚持著书为他们的教旨辩护和宣传。检查官员禁止这样的新书出版，并搜查相关旧书。国教会既不许人们违背他们的礼仪，也不准议论教会。人们听不到他们所爱戴之人的讲话，听不到在他们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话题，就痛苦异常。或性情温和或胆小怕事的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为稳定人民情绪，也为避免自己在教徒中完全孤立，就提出妥协意见，希望官方也能做出让步，例如允许教士不穿宽大的白色法衣等。官方回答，如果所提到的宗教仪式很重要，那么就必须绝对奉行；如果无足轻重，那么就不用特别提出反对意见。不奉国教的教士们无路可走，只好起来反抗。他们来到宗教法庭，等待他们的却是侮辱与严刑。主教、法官和其他官员们，用笨蛋、白痴、流氓等最无礼的口吻称呼他们。只要他们开口为自己辩护或有所解释，官吏们就禁止他们发言。即使他们表明不再传道、写文章，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些实施虐政的人也不肯停止迫害。格罗斯特有位牧师叫沃克曼，曾断言教堂里的图画与装饰品是偶像崇拜的残余，就被拘入狱。不久前，格罗斯特市才给他颁发了每年二十镑的终身补助金，此时却下令停发。市长和市政厅的职员们也因此被控，受到很重的罚款。沃克曼出牢后，开办了一所小学校，劳德又下令封禁。这个可怜的牧师为了谋生，只好改当医生，劳德又禁止他行医，如同禁止他教书一般。沃克曼被逼得走投无路，不久就发疯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