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冲锋号的吹响（第2/13页）

下议院议员们已从敌人手中得到解放，下一步就是把政权夺过来。他们议决供应的只是零星小额款项，仅够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他们选派几个委员拨发这笔款子。关税也是每两个月议决一次，以后再随时议决重拨。众议员们以自己的名义向本市的同党和本院的议院们借款，以他们的允诺还款作为唯一的担保，这就是公债的起源。国王想要遣散两支军队，尤其是苏格兰军队，国王说他们继续驻扎在英格兰境内是加重北方几郡的负担。下议院却需要这两支兵，而且觉得人民能够忍受这种负担。不仅如此，他们在颁发军费时甚至还优待苏格兰军队。他们还说，苏格兰人曾给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议决送给苏格兰三十万镑的补贴款。同苏格兰谈判议和的是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国王的内阁。现在大权全归下议院，国王的枢密顾问官们甚至不能决定最细微的事，他们无事不请示下议院。法庭已经宣布过的判决，国王及宫廷的私事，都要归平民代表们处理。他们说当初惩办普林、伯顿、巴斯特威克、莱顿以及利尔伯恩等人不合法，命令恢复他们的自由（11月7日）。一听说他们回来，就有五千人前往欢迎他们，大街上到处张挂着旗帜，男人们的大帽上都插着迷迭香和桂叶。人民的狂欢和国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们独揽国家大权，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拥戴他们的统治。

他们第一次改革制度的尝试，即使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君临天下的气势，也宣布了他们的独立。1641年1月19日提出一个议案，规定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议会。如果国王不召集，那么只要有十二个贵族在威斯敏斯特集会，就可以不经国王同意而召集议员开会；如果贵族们也不召集，郡长与市政官员可以进行；如果郡长忽视不办，那么市民们有权召集人选举代表。不经两院准许，不得解散或停止议会，而且只有在开会五十天后才能解散或暂停议会。同时，选举各自议长的权力，完全属于两院自己。1月23日，国王听见这个议案，打破了保持已久的沉默，召集议员们到白厅，说：“我喜欢召开议会，它是国王与人民之间沟通的好工具。但你们要把该由我来办的事交给别人，我却绝不能让步。”下议院听了国王这番话，反而催促赶快通过这个决议。2月16日，因为没有拒绝的理由，国王只好让步，又想保持他的尊严，于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将来有什么问题要我让步，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让我受到鼓舞，因为你们所进行的事只是为了你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你们几乎把政府机关弄得一团糟，简直乱套了。一个巧手的修表匠，为了清洁一个表，把零件拆卸下来，等重新装好后，这个表应该走得更好。现在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也该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了。”

两院议决致谢国王，就马上进行改革工作。接下来议决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会法庭等所有非常法庭。没有人反对这几个议案，甚至连辩论也没有，有的只是关于民间疾苦的申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政治改革的具体后果和影响程度，人人都赞成政治改革，可是没人思考自己的意向和动机。但有一群目光远大的人，例如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尔顿等，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权利从国王手中夺过来，移交给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的权利，是人民唯一可靠的保证，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许多人跟着他们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异端的人，也有极其活跃但还不知名的议员。克伦威尔和亨利·马丁，曾多次发言反对国王或政体，但他们在议会中还无足轻重。大多数议员以为取缔种种弊政之后，他们就可以恢复到所谓古老英国的情形，国王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是要接受两院的约束，把它限制在法律范围以内而已。这就是大家都同样向往的政治改革，尽管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希望，如今却正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渐完成。

宗教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一开始，人们的见解和愿望就并不相同。1640年12月11日，伦敦市递上一份有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完全废除主教制。几乎同时，有七百名教士只要求废止主教们干预政治之权和教堂里的专制。不久，又有各郡递来的十九份请愿书，据说有十几万人签名，呈请保留主教制。议会中也有各种不同看法。伦敦市的请愿书差点被下议院拒绝，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辩论后才被接受。1641年3月9日，有人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教士都不能担任官职，主教们不许参加贵族院；11日，为了劝导下议院议员们通过此议案，长老会答应不再提进一步的议案。不料这个议案竟遭到贵族院否决。长老会非常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职权、教长职权以及牧师会，同样遭到反对。有段时间，两院好像一致同意制止各地公众礼拜中的混乱问题，不料过了几天，他们又出现了争议。下议院议员们未通知贵族院，就派委员们前往各郡，从教堂里取出神像、神坛、十字架等偶像崇拜的遗留物品。贵族们听说独立派人士公然再开会议，就召集他们的领袖来听审，还责备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全国并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意见。一些人因为信仰或个人利益，坚持主教们拥有神赋之权；也有人把主教制看作一种世俗制度，认为它是君主制中不可缺少的；许多人主张不许主教干预公众事务，却愿意保留主教们做教会的首脑；那些最开明的人则认为，无论哪种教会体制都没有神赋的权利，也不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因此议会永远有权更改它，而公共利益才是决定主教制存留与否的唯一根据；长老会觉得主教制就是福音书中所谴责的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天主教的礼拜形式，要求恢复被主教们夺走的神权。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后的一段时期，这些不同意见阻碍了议会的进展。每当讨论宗教问题时，宫廷的反对者们就从本来一致的立场转入分裂。情况变化不定，没有哪一派能够占主导地位。皮姆、汉普登等政党领袖们，刻意容忍长老会派，支持他们最大胆的议案，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心里只想削减主教们的干政之权，并不想改变教会的根本体制。在最为众望所归的贵族之中，却有许多拥护主教制的人。有几个精明的人就此劝国王利用议会的分歧，大胆地将宫廷大事拿来和政治改革家们商讨，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与宗教改革家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