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蛮族入侵和农耕文明的应对 （公元200～600年）（第3/4页）

摩尼是一个最自觉的先知。他开始清除现有宗教随着时间而在神圣启示中滋生出来的腐败，他认为各地的神圣启示都相同，即使由不同的人所传达，如耶稣、佛陀和琐罗亚斯德。为了防止同样的腐败滋生在自己的启示中，摩尼亲自编写教义，而且特别强调，严禁马虎大意地抄写他的富有鼓动性的经典。因此，摩尼教的经典一直罕见，现代学者无法从仅存的残篇和教义解释（常常由宗教反对者所记载）中重构摩尼的经典。摩尼谨防错讹的做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过分谨慎地建立的教堂和组织的传教事业也具有同样的效果。由于预见并禁止各种错误和粗俗化，摩尼实际上把他的教义限制在一群经过特殊训练和严守纪律的精英之中。

虽然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是在他生前，摩尼在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和西部的城市得到广泛承认。但是在国内，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们不会友好地对待一个指责他们玷污了琐罗亚斯德创立并流传下来的真理的先知。所以，当沙普尔一世去世（271年）时，摩尼被暴露在愤怒的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面前。结果他在牢狱中度过了晚年，他的信徒遭到残酷迫害。这并不能阻止摩尼教保存下来，但是的确使摩尼教徒变成了萨珊政权的敌人。

300年后，一个叫作马兹达克的先知在波斯传播一种更革命性的信仰。对马兹达克的教义来说，强调平等互助似乎是根本的，虽然从他的敌人令人震惊的诋毁（他们指责马兹达克提倡共产共妻）中难以恢复其细节。马兹达克一度得到国王的宽容，但是随着库鲁斯一世（531～579年在位）登上王位，他开始实行残酷镇压一切教派的政策。

正如所发生的事件一样，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宗教运动都没有导致世界性宗教的形成。相反，伊斯兰教入侵伊朗并给萨珊波斯世界带来了一种既适合城市需要又能够威慑乡村的宗教。正因如此，对萨珊王朝的宗教和文化概况了解得不多。但是，如果人们记得虽然摩尼教发端比较晚，但它是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不得不面对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认识到中亚绿洲甚至远至中国边境都变成了萨珊文化的偏远据点，那么萨珊文明的力量和影响就能被更好地理解。

艺术也提供了萨珊的伟大成就的某些证明。拜占庭建筑的某些特点似乎起源于萨珊波斯。但遗憾的是，今天残存的土灰色砖柱不能告诉我们萨珊王宫的真实模样。它们的外表可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圆拱顶的内部应该是非常豪华的，因为光滑的砖块曾经使内部墙面熠熠生辉。

拜占庭帝国

罗马人从波斯模式中还借鉴了其他东西。例如，王权的象征（王冠和权杖）和宫廷礼仪是由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从波斯借鉴而来，他期望自己的衣着能制造神秘气氛，以便防止各种毁灭了他的许多前辈的悲惨暗杀。最为重要的是，君士坦丁之后，罗马人也以重装骑兵作为帝国陆军的主力。没有其他任何军事力量能够既抵御波斯的进攻又抵御蛮族的侵袭。

然而，罗马人不愿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适应萨珊的“封建”形式。许多世纪逐渐发展出来的立法原则和实践的完备体系，防止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任何实际改变。因此，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对罗马法的编纂不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它也重申了独特的、从根本上说是城市的古代罗马的连续性。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防御问题，拜占庭皇帝试图保持一支常备军，对皇帝忠心耿耿，随时准备开赴受到威胁的边境或发生叛乱的行省，执行帝国意志。但是单靠税收不足以维持一支武器装备昂贵的重装骑兵。例如，当查士丁尼企图征服早已失去的西地中海各行省时，他只得允许部将贝利萨留私人征调5000名重装骑兵，期望以掳获物和战利品支付他们的军饷。因此，贝利萨留在意大利漫长的战争（535～549年）就变成了长期残酷无情的抢掠活动，比此前任何蛮族入侵给当地居民造成的损失更大。

当国家军队主力拱卫帝国都城时，边境地区就必然危险地暴露在外敌面前。例如，来自多瑙河以东的小股劫掠者就多次袭扰，但都未遭到什么惩罚，因为帝国卫队不能离开君士坦丁堡，追击每支劫掠者。所以，巴尔干半岛腹地处于小股劫掠者的摆布之下。只有少数沿海城市由于城墙坚固仍然是安全的。拜占庭帝国远不如充满活力的萨珊王朝地方防御制度那样保护着与罗马接壤的边境。

在一定程度上，边境遭蛮族劫掠和渗透是帝国城市人口为了继续支配社会而付出的代价。拥有武装的乡村贵族阶级将挑战他们的支配地位，正如随着萨珊帝国建立而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发生的事件那样。如果需要的话，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将选择放弃边远而贫瘠的帝国内陆地区，利用少量机动常备军保卫国家的根本，这支军队以波斯方式装备起来，但是依靠税收和抢劫而不是分封的土地来维持。

异端和东正教

在罗马帝国后期和拜占庭早期社会中，基督教城市的、在一定程度上民主的特点表现并坚持下来了，正如萨珊波斯贵族的琐罗亚斯德教强化了军事上更成功的伊朗政权的乡村优势一样。因此，在拒绝完全照搬萨珊军事模式方面，拜占庭表明了海洋帝国与纯大陆帝国之间的社会—政治差异。基督教的发展、教会组织和教义的更加明确化也加强了这两个敌对帝国之间的差异。

即使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之前，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士就已经试图把基督教教义编写成统一而连贯的形式。奥列金是伟大的先驱（约卒于254年），当他力求说出最真实的情况时，他不可避免地依赖希腊哲学的词汇。从此，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争论均以哲学的甚至极其抽象的希腊语来表述。官方迫害的压力一解除（312年），基督徒之间立即爆发了一系列教义争端。北非的多纳特派和埃及的阿里乌派引起了君士坦丁本人的注意；当抗议不能带来敌对神学家之间的和解时，皇帝于325年在尼西亚召集了第一次基督教全体主教会议。阿里乌派关于“三位一体”中“圣父”与“圣子”关系的教义在会上遭到谴责，一个简短的信条被宣布为正统教义。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服阿里乌派基督徒。后来召集处理其他异端教派的主教会议只在确立更精确教义、将那些仍然思考有争议的教义观点的人驱逐出教会方面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