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蛮族入侵和农耕文明的应对 （公元200～600年）（第4/4页）

基督教徒内部重大而持久的教义分裂与根深蒂固的民族和文化界线是一致的。埃及的科普特教会和西亚的叙利亚教会在世俗和民族以及神学问题方面都对君士坦丁堡的规则表示不满。不满情绪非常普遍，以致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和叙利亚时，他们常常被受压迫的异端当作摆脱枷锁的解放者而受到欢迎。

希腊与拉丁语基督徒的关系更为复杂。罗马是教皇即罗马主教的驻扎地。传统认为罗马的教会是由使徒彼得建立的。教皇因此自认为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要求取得整个基督教会的最高地位，其根据是耶稣曾经特别指定彼得为第一使徒。基督教世界的其他重要主教区都反对教皇的这个要求，宁愿依靠全体主教会议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当查尔西顿公会议（451年）接受教皇“大利奥”的三位一体教义（因此，谴责埃及和叙利亚流行的“多神”观）时，有关教会管理机构的两种理论之间的直接冲突被推迟了，当然不是被消除了。

围绕教义和教会纪律的争论偶然产生了大量辩论和注释著作，加上对《圣经》的许多注解，少数甚至变成思辨性的神学。这种作品大多数用希腊文写成，它们对正统和互相对立的异端作了明确的界定。在拉丁语世界，教父的作用与此不同，因为他们更注重使拉丁语读者能够获得基督教的真理和基本文献，而更少关注驳斥异端。例如，圣杰罗姆（卒于420年）把《圣经》全文翻译成拉丁语——所谓粗俗拉丁文本，成为后世拉丁语基督徒的标准版本。与他同时代的、希波城的圣奥古斯丁（约卒于430年）创作了一系列布道书、《圣经》注释和护教著作。他最伟大的著作《上帝之城》勾勒了基督教的整体历史，从世界的创造到末日审判，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他的《忏悔录》是他皈依基督教的生动自传，末尾还对时间和空间的性质进行了富有哲理的探讨。总而言之，奥古斯丁的著作为后来的拉丁基督徒的信仰提供了复杂的哲学阐述，为它涂上了独特的柏拉图哲学的色彩。

随着日耳曼人入侵和接踵而至的动荡（378～511年），拉丁西方的城市中心被破坏了，修道院变成最活跃的基督教虔诚信仰、教育和文化中心。最早的基督教修士走进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他们曾经在那里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成圣。教会管理者很快就觉得需要管理和控制一些修士的极端修道行为。在教会的希腊语地区，圣巴塞尔（约卒于379年）制定的修道行为规则被后世广泛采用。当纳西亚的圣本尼迪克（约529年）根据在卡西诺山修道院担任院长的亲身经历而制定的《规则》管理修道士生活时，拉丁修道院制度最后定型。巴塞尔和本尼迪克的规则都把祈祷和礼拜当作修道的核心。体力劳动、阅读和其他活动都服从于——至少在原则上——对上帝的崇拜这个主旨。在一个充满暴力和野蛮的时代，虔诚地侍奉上帝的修士团体是暴风雨中宁静的孤岛。特别是在拉丁西方，修道院变成了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里保存了最低限度的知识文化的重要机构。

随着罗马帝国西部政府，即帝国的拉丁语各行省的衰落，教会必然采取独立的态度面对世俗政权，世俗政权更像赤裸裸的、毁灭性的掠夺者。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正统基督教，把最强大的日耳曼王国正式置于教皇的基督教范围之内；但克洛维及其后继者的行为只是轻微地受到了基督教的教义影响。查士丁尼的漫长征服战争给意大利造成了贫穷和政治混乱，削弱了教皇的权威，使他无法在罗马城之外行使任何权力。相反，在君士坦丁堡牧首领导下的东正教会仍然与帝国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希腊语教会像政府的一个部门那样运行，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牧首勇敢地宣布帝国的法令为异端。

一个内部分裂为希腊语、拉丁语、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教会的基督教共同体在抵御伊斯兰教的进攻方面，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由于来自南面的阿拉伯征服正好与来自北面再次发生的进攻遥相呼应，北面草原游牧民族再次全体迁徙，穿越基督教世界防御薄弱的边界，引起了局势动荡。

伊斯兰教扩张引起的世界均衡变化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但是这种梦想一直持续着。例如，在西欧，最后一位“罗马”皇帝于1806年宣布退位，而采用了更准确的头衔“奥地利皇帝”。在巴尔干半岛，讲希腊语的罗马皇帝从君士坦丁的“新罗马”连续统治到1204年。公元565年后，这些罗马皇帝一般被称为“拜占庭的”，但是他们都自称“罗马人的”，最后一位拥有这个称号的皇帝到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