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伊斯兰教王国及其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共同体 （1500～1700年）（第3/4页）

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斗争，充分表现在萨法维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之中，而且使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民族经常面临尴尬的两难选择。各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长期的、传统的和地方性的分裂随时可能爆发为激烈斗争。宗教原则逐渐变成政治忠诚的试金石。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处境特别尴尬。在他们命运的最低潮时，莫卧儿王朝的创立者巴布尔（卒于1530年）及其儿子胡马雍（1530～1556年在位）公开承认什叶派教义，以期从沙阿那里取得急需的支持。后来当他们在印度的地位似乎更强大时，他们又谴责伊斯兰教什叶派，宣布脱离它，以利于逊尼派的教义。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时期，莫卧儿帝国势力第一次得到巩固，他更喜欢声称自己独立于宗教权威之外。他体验过印度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虔诚形式，直到令人烦恼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丑闻出现。

在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 the Great，1587～1629年在位）统治下，萨菲国家实力达到顶峰，但是到那时，宗教定罪已经减弱了，至少在宫廷圈子里。奥斯曼帝国担心也出现同样的松弛现象，1638年，苏丹政府与以前的敌人达成了长期停战协议。1656年后，以新任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库普日里（Mohammed Kuprili）为首的改革派政府取得了君士坦丁堡的权力，实际上允许什叶派秘密成员再次自由地在奥斯曼帝国活动，宗教紧张气氛的确大大缓和了。一个有趣的后果是200多年以来，在克里特、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基督徒首次再度大规模转化为伊斯兰教徒，那些地区的异端伊斯兰教苦修僧团体变得特别活跃。

知识倒退和艺术进步

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分裂的文化反弹如它的政治—军事后果一样深远。波斯诗歌源泉枯竭了，因为这种诗歌所依赖的介于神圣与人类之爱之间的微妙模糊是把伊斯玛仪追随者革除教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说，逊尼派伊斯兰学者不能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逊尼派伊斯兰教学者们没能主动回击什叶派的挑战，即声称宗教教义的真实性。相反，他们诉诸武力，到处镇压竞争者和批评者。因此，当后来欧洲思想和知识明确质疑传统的穆斯林知识时，奥斯曼帝国的学术阶层无法及时地研究新学术。通过躲在奥斯曼国家警察力量的背后，他们逃避了一次挑战，神圣律法的专家们也拒绝严肃地对待第二次挑战，也许因为害怕在力图应付基督教世界新知识的同时，遭到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内部的宗教攻击。他们觉得更好的方法是重申《古兰经》，回忆神圣律法的注释，因而确保真主安拉的恩典。只要穆斯林的军事力量仍然强大到足以平等地应付所有外来者，那么这种顽固的保守主义和反知识思想就必然是一种可维持的姿态。只有到1700年后，当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力量不再能抵抗新兴的竞争者时，它的最终代价才变得清楚了。

主要由官方政策引导的知识无用思想并不意味着艺术的衰落。相反，穆斯林世界的大帝国兴起确保了对建筑和各种艺术创作充足而相对稳定的资助。例如，伊斯法罕就是由阿巴斯大帝下令修建的一座花园城市。它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杰作之一。以相对较小但仍然非常宏伟的规模，印度的泰姬陵于1632～1653年被修建得符合莫卧儿皇帝的品味。波斯艺术也继续繁荣到17世纪。在印度，当画家把波斯的技巧用于表现印度教的宗教主题时，新的发展就出现了。这种绘画吸引了“拉其普特”地主阶层，他们的波斯化文化和对莫卧儿帝国所服的兵役并没有使他们抛弃祖先的印度教信仰。

的确，除了用当代西欧文化发展速度的标准外，无论以什么作标准，1500～1700年伊斯兰教都处于繁荣时期。因此，没有衰落，也没有停滞，充满活力的发展是描述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社会的最恰当词语。有点儿讽刺意味的是——这得益于事后聪明——也正是在这些成功的岁月里，伊斯兰教没有抓住甚至注意欧洲人正开始以经济和知识的双重压力给他们带来的重大挑战。

穆斯林统治下的其他宗教

在从穆斯林转向远东文化地区之前，我们必须先简要地论述那些发现自己被穆斯林统治或处于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世界边缘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历史。此外，作为奥斯曼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巴尔干的东正教教徒的命运也值得关注。

1500～1700年，印度教在印度复兴。穆斯林征服剥夺了国家对印度教的支持，虽然新统治者宽容大多数宗教仪式。这实际上迫使印度教走向街头，一群圣徒和诗人在街头，用各种新形式的崇拜对象取代印度古代无形的宗教信仰。

圣徒和印度教复兴者柴坦雅（Chaitanya，卒于1527年）被其忠实追随者视为克利须那神的化身。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狂热信徒，他们反对种姓区分和其他宗教外表形式，以利于实行强烈感情的公共崇拜仪式。柴坦雅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孟加拉度过，那里的新兴教派有效地阻止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这意味着随着印度社会逐渐向东推进并驯服了恒河三角洲丛林地区，再次皈依印度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变成了融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当然，今天伊斯兰教国家孟加拉与印度之间的孟加拉河分界线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伊斯兰教曾经沿着这条边界取得巨大的成功。

两位重要的诗人苏尔·达斯（Sur Das，卒于1563年）和图里斯·达斯（Tulsi Das，卒于1623年）在复兴印度教方面甚至比柴坦雅的贡献更大，因为他们的影响不局限于一个教派。他们都从丰富的印度教神话中取材，用印地语诗歌给予表达。他们因此创作了一系列圣歌和赞美诗，调整宗教仪式，并且让讲印地语的印度普通大众理解。图里斯集中注意罗摩神，而苏尔则更喜欢克里须那神，但是这些神祇都被看作毗湿奴神的化身。因此，印度教的两大改革家的教义没有冲突。除了柴坦雅的追随者外，其他人都不批评古代梵文的宗教虔诚或者婆罗门教仪式。日常宗教在印地语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对神圣但人性化的神的崇拜所产生的亲切感使印度教广泛流行，完全能够抵制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宣扬的教义，因为通过这些神祇，虔诚的信徒能够在公共宗教狂欢时刻进入神秘的神我合一境界。虽然1565年后政治衰落改变了形式，但是不能完全消灭印度教的精神。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祖先流传下来的变幻无常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