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八章 胡适的渐进式改造路径（第4/4页）

胡适虽然积极介入政治运动，但是绝不入阁当官。他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的在野态度，多次拒绝当局的从政邀请。他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为国家做一个浄臣，为政府做一个浄友。”在民国知识分子中，他是坚守“民主宪政”理念最持之以恒的一个。丁文江、蒋廷黻等知识分子一度大力鼓吹“新式独裁”，认为中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开明专制”，胡适则从来没有过这种动摇，他坚信民主政治是中国通往未来的唯一大道。1947年，胡适仍然坚定地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

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压力下，中国艰难地、一点一滴地朝着胡适等人设想的方面前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宣布进入“宪政时期”声音刚刚落地，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还政于民”胎死腹中。抗战胜利后，大规模的内战就全面爆发，国民党败走台湾，胡适的几十年努力告一段落。

不过，离开大陆后，胡适还是坚持他在大陆时期的一贯做法，继续对国民党的批评。1956年9月，蒋介石在自己69岁生日之前，希望社会各界给自己“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指正”。胡适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故事，告诫蒋介石要信任下属，凡事不要管得太多太死，要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

胡适在1958年4月8日，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台湾可以更有效地批评国民党。他对赵元任说：“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

在与蒋介石较量的一生中，胡适坚持说负责任的话，说公正的话，说理性的话，他基本做到了进退有据，不卑不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