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外剩笔 头陀话说枕中四十八城 稗史大成本传二十八年（第4/6页）
年老目衰难执笔，教媳抄写苦何言？
这样代书了一二卷之后，困难也不似起初了。她对偏旁也稍分辨得出，再不那么多费口舌了。篇中之绣像无法让别人代书，我便将那个人物圈上，详细告诉画工让他代画。稿本自不用说，书画工的抄本是否按我所说书画的，很不放心，但也毫无办法。还有文中想引用的典故，如不查阅原书唯恐记忆有误，便让她拿出书来读，汉籍自然她不懂，连带假名的古书她也读不了，勉强让她读，就如同舌侏离，不能引用。书写虽可教她，读则因我看不见，实在毫无办法。然而被教者如无不怕艰难百折不挠的毅力，能写完十卷至最后的结局吗？做针线活儿和烧火做饭是她的职责，让她代做文墨风流之事，明知是强其所难，可是经年累月，到今年辛丑秋八月二十日本传第一百八十胜回下‘众将得失叙其尾’的最终大团圆的结局总算叙完。啊！说了这么多无用之言。”主人说着哈哈笑了起来。头陀叹息之声不绝于口，稍过片刻道：“老翁真是个老实人，和汉古今的稗官者流虽多，但如此艰苦地克服种种困难，为书肆执笔，实是难得的情操。可是世上的看官却忽略了这一点，一定会在说长论短。这样一部巨著，如果是对人有裨益的杂纂，可以劳而有功，但是那样的书，世之善读者甚少，书肆也不愿意出，只喜欢这样的书。因此老翁也就做了稗官者流，这也是天命啊！太可惜啦，太可惜！”他反复地感叹不已，主人也一同感叹道：“你说得虽然有理，但若无这些小说，我这些年怎能写作以操副业呢？昔清人毛声山喜好小说传奇，曾评注《三国志演义》，其手笔之妙在金圣叹的《水浒传》评注之上。然而他不幸老年失明，可是还不放弃所好，又评注了《琵琶记》，据说是他口授由一两个子弟代书完稿的。早年我读过《琵琶记》，故知之。他和我是同好，且眼疾也相似，然而其评注之精妙如同自己执笔一般。盖唐山乃文字之国，其子弟都无不能文，所以将其口述的一字不差，代书得很好。天朝以语言为本，从来不以文字为国风。何况由妇幼代书，怎能握笔凝思，写出波澜曲折的文章呢？仅只能传其大意而已。同时由笔工抄写，其刻本再让妇幼阅读校对，有漏字我会让她改，可是有错字我看不见也就无法改了。看官不知详情，定会有人耻笑校对的粗糙。在《庄子》中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文章虽不仅指文字之事，但瞽者怎能做文场之游呢？只能咏歌赋诗。另外在枚乘之《江赋》(4) 中说：‘水母目虾’。我是否也以虾为眼？但那虾亦难得。因是愚蠢的遨游，所以不喜欢者一定会诽谤。
憎恨小说者，从前和汉都有。《续文献通考》中诽谤罗贯中因作《水浒传》得恶报，生了三代哑子。据说有人在梦中看到紫式部因作《源氏物语》之恶报，而下了地狱，《宝物集》〔卷四〕 中有此证文。《水浒》、《源语》是稗史小说中之大笔妙文，但或以其传是写绿林的义侠；或以其内容是写贵人的淫荡，而加以诽谤，可以说和汉是如出一辙。果真是那样，为何《西游记》、《宇津保物语》也是大笔妙文，而其作者却未得到哑子或下地狱的恶报呢？因此唐之韩愈曰：‘动而得谤名亦随之。’由是观之，一定会有人诽谤说，我也是由于作《八犬传》之恶报，老而成了半盲，那就随便让他们说好了。我从总角时就好读书，和汉历史、诸子百家、小说传奇、诗歌、草子物语(5) ，无所不读，辱圣教贤诲自不待言，医书佛经、占卜方位也略窥一隅。虽孤陋寡闻，但对和汉的治乱之道、君臣之得失、士农之所务、工商之巧拙奸直、货殖与清贫之所乐、渔猎牧樵之所、名胜古迹、禽兽草木之名、才与不才、人情之厚笃浮薄，也略知其大概。以致学之余乐，且启蒙昧，故应书肆之需而作戏墨之小说。为满足润笔之需，则节衣缩食购买所需的和汉书籍。五十多年藏书五六千卷，达六十多箱。想留给儿子，他却早逝，我也老眼衰亡读不了书，便全部卖掉，一点也不剩。世事皆成画饼，但腹中还有些书文，故尚能稍有这么点儿作为。我就是如此不幸！想昔日唐山孔门诸贤，子夏老而丧子，终于双目失明，曾子去看他时哭了。子夏也大哭，嘟哝说：‘苍天啊！我有何罪？’曾子责备他说：‘商〔子夏之名〕 ，你怎能说没有罪？’便举三罪而责之。子夏弃杖而谢，此事见于《礼记·檀弓》。子夏是贤人，仍不得不有三罪，何况我这样的人，当有五罪或六罪。然而曾子之意并非说子夏因有三罪得恶报而失明。子夏言己无罪，曾子以三罪责之，是想让他知道因丧子失明哀伤过甚的过错。如果不然，伯牛乃大贤，其德行与颜渊、闵子骞不相上下。然而他得了癞病，在生命垂危时，孔子去看他，因其病臭气难闻，不能入至其病榻前，便从窗户持其手叹息说，死大概是命吧？这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他并未责之罪。当然伯牛是无罪的。凡说人之非者有二。举出其错误使之知其过，这是朋友之信。另一种人对凡是不合己之爱憎的，便举而责之，好说人之恶。文化年间在浪速有个人号赤水、名惠迪、字文敏，文化五年己辰秋，他著《赤水余稿》一卷，书中对我批评得很苛刻，说我是任意妄为，咒骂我是贼。当时京师的朋友角鹿比豆流告诉我，并说要为我作解嘲之文。我未允，并对他说，好说人之恶者乃圣贤之所憎。他与我素不相识，且无一芥之怨，他是何等人，却那样肆无忌惮地骂我呢？他必是个狂人。狂人飞跑时，如果不是狂人也跟着跑，则也如同狂人无异。我从少年时就不理睬好吵架的人。
像他那样的人何足挂齿，为他浪费笔墨作解嘲文是没有大人气度。
我今阅《赤水余稿》，他在哀悼其次子的文中，对其子受到男娼(6) 女妓的悼念颇以为荣，其心术的卑鄙便可想而知。我虽不肖，但不犯国法，不行不仁不义事。我多年撰写的小说，对世人虽无大裨益，但官府许可，刊行的书肆和书画工、刻工、租书铺等，也因而得到了衣食，他一个人声嘶力竭地咒骂，大概是忌妒别人的名利吧？今江户写通俗小说者甚多，而他只对我口出恶言，盖认为我颇有学问，却写这种儿戏的东西，故而恨之吧？他是个好争之人，焉知吾志？最近我在此地的书肆打听《赤水余稿》，竟无知其名者。这样看来大概是卖不出去的书籍吧。他是否为了想卖其书，而借我的名字在书中夹了这篇恶论也未可知。如我作解嘲文则中了他的圈套，却正好给《赤水余稿》做了广告。于是自我劝阻：‘算了吧！算了吧！’心中并未介意，既未告诉别人，连我自己后来都忘了。现在顺便想起此事，算来已是三十多年了。人间真是什么样人都有啊！”主人说着把火盆拉过来，吹火盆里的烟。头陀非常钦佩地说：“老翁大概是学唐之张公艺吧？忍辱是我佛的第一教义，但非野衲之所能及。有人做汉学却不明谨慎之德，动辄好论，说人之恶。更有一种人以无恶为恶，大发议论而不怕别人憎恨，即俗所谓不讲理的浑人。如非老翁，谁能忍受这样的恶评？实在令人钦佩。顺便想再请教，最近此地的书贾，随便再版老翁之旧作，绘图小说。他们没有告诉老翁，便改换插图，甚至把像赞之词都加以增减，伪称是新版。老翁曾在本传的附录中指出过此事，故而知之。然而今年〔辛丑〕 春正月下旬，书肆英某出版的《雅俗要文》是老翁的著作，但有令人怀疑之处。此书的自序是天保十二年春正月，但并非在作序的那个月刻成发售的，且在左边有已故的令郎琴岭君的略注。令郎是在七年前乙未夏五月八日故去的，与老翁的自序的岁月不符。而且其书落款是著作堂马琴作，这也令人不解。马琴这个笔名老翁只用于合卷本(7) ，譬如南亩这个笔名也仅用之于合卷本；狂诗用寝惚之号；狂歌用四方赤良，或称做杏花园等等。我想《雅俗要文》并非通俗小说，不该用那个笔名。同时文中也有错字，似乎并未经过老翁校订，这究竟是为何？”主人答道：“是的，确有其事。拙著之《雅俗要文》是文政十一年春，应江户伯乐町的书肆永寿堂西村与八之约，于同年夏六月完稿，立即交给了与八。后来只听说那个书肆营业不佳未能出版，他也未来见我，已有十几年。可是今年二月听有人说《雅俗要文》出版了。我很吃惊，便买来一本让妇幼读给我听。诚如贵僧所说，稿本的自序是文政十一年夏六月吉日，同时在序中载有永寿堂之号。而那个英某随便加以更改，堂号和自序的年月都是假的。因此我急忙派人去英某处，询问其出版之事。他说：‘是从永寿堂的家人那里买来我的稿本，立即让笔工抄写刻印出版的。’于是又问他：‘为何不早告诉我，让我校阅？同时随便更改自序的年月和序中的堂号，更是错误的。另外这等著作不应用马琴的笔名。何况本文和略注都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