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
伊肯纳在经历变形。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人生在改变。他把自己和我们隔绝开来。然而，他虽然拒人于千里之外，却开始在家里做出一些令人震惊的事，这些事对我们的人生影响深远。跟母亲吵架之后那个星期一开始，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要开家长会，所以我们提早放学。伊肯纳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波贾、奥班比和我在我们的房间里打牌。那天特别热，我们裸着上身坐在地毯上。木质百叶窗用一块小石头支着，一格格张得大大的，好让空气进来。隔壁房门打开又关上。波贾说：“艾克出去了。”
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又听见客厅防风门的开关声。我们已经两天没跟伊肯纳碰面了，因为他很少在家，就算在家也是待在房间里。只要他在，我们，包括本来跟他睡一间房的波贾，都不敢进去。上次打架后，波贾一直对伊肯纳敬而远之，因为母亲要求他离伊肯纳远点儿，直到父亲回来驱除他身上的恶灵为止。这样一来，波贾多数时间都和我们待在一起，只有像此刻这样确定伊肯纳不在房间的时候才进去。他迅速起身去拿几件急需的东西，奥班比和我坐着等他回来，好接着打牌。他刚出房门，奥班比和我就听见他叫道：“莫格比！”在约鲁巴语里这表示悲叹。我们赶快跑出去。波贾连声叫道：“M.K.O.日历！M.K.O.日历！”
“怎么了？怎么了？”奥班比和我一边跑向他们的房间一边问道。然后，我们看到了。
我们珍视的M.K.O.日历被一丝不苟地撕成了碎片。一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瞥了一眼原本挂着日历的那面墙。墙上有一个方块比别处更干净，更平滑，更亮，边上原来贴胶带的地方残留着污渍。这情形让我害怕。我想不通，M.K.O.日历可是一份特别的日历。拿到这份日历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我们常常满怀骄傲地跟别人讲它是怎么来的。那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中旬，总统大选如火如荼。一天早上，我们刚进校门，集合铃就有气无力地响了。我们赶快汇入嘻嘻哈哈的人流，同其他学生一起在操场上按班级排队站好。我在学前班，奥班比在一年级，波贾在四年级，伊肯纳在五年级——靠近围栏的倒数第二个年级。队一站好，晨会就开始了。学生们齐声合唱晨间赞美诗，念主祷文，再唱尼日利亚国歌。之后，训导主任劳伦斯先生走上讲台，打开大大的学生名册，对着麦克风开始点名。他点到哪个学生的名字，那个学生就得高声回应“到，先生！”，并同时举手。他要把全校四百名学生都点一遍。等点到四年级，他读出了名册上的第一个名字“波贾诺尼米欧科普·艾尔弗雷德·阿格伍”，学生们立刻哄堂大笑。
“你们的父亲都该死！”波贾大叫，双手高举，手指张开，做出诅咒的手势。
笑声瞬间凝固了。学生们默默地站着，没有人动，除了几声短促的低语，也没有人讲话。即使是令人生畏的劳伦斯先生，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个揍人比父亲还下得去手、手里永远握着鞭子的人，也暂时失语，站在那儿一动不动。那天早上来学校前，波贾就不高兴。前一晚他尿床了，醒来后父亲让他把床垫搬出去晒晒，让他好生尴尬。劳伦斯先生点到他的名字时他的反应可能与此有关；劳伦斯先生是约鲁巴族的，每次念波贾的伊博语全名时都很费力，常常惹得学生们发笑。波贾知道劳伦斯先生有这个缺陷，习惯了后者在不同情绪主导下对他名字的各种读法，从极为刺耳的“波贾诺诺克伍”到笑死人的“波贾诺路库”都有。波贾常常回忆起那些读法，有时甚至自吹自擂，他可是个令人生畏的家伙，他的名字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读得出来的，就像神的名字一样。他常常因此乐得不行，从没抱怨过。
女校长走上讲台。目瞪口呆的劳伦斯先生下去了。她从他手里接过麦克风。麦克风发出长长的尖叫。
“谁这么放肆，在以主的名义建立的卓越的奥莫塔尤基督教学前班暨小学说出这样的话来？”女校长说。
我怕极了。严惩还在眼前。波贾会受罪的——也许他会被拉到讲台上挨藤条，或者会被罚去“劳动”，清扫整个校园，或者在校门口的灌木丛里徒手拔野草。我想对上奥班比的视线，因为他跟我站在同一排，我俩中间只隔两个人，可他一直在看波贾。
“我问是谁？”女校长再次咆哮道。
“是我，女士。”一个熟悉的声音答道。
“你是谁？”她的声音降低了些。
“波贾。”
女校长顿了顿，接着她那清脆的嗓音又透过麦克风传来：“过来。”波贾向讲台走去。伊肯纳跑上前去，挡在他前面，大声说：“不行，女士，这不公平！他做了什么？什么？如果你要惩罚他，你也必须惩罚所有笑他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笑他、嘲弄他？”
有那么一会儿，跟随在这些大胆言辞之后的寂静，伊肯纳和波贾的公然反抗，触及了灵魂。女校长手抖了，麦克风跌落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她捡起麦克风，放在讲台上，后退了一步。
“事实上，”伊肯纳的声音再次响起，盖过了朝群山飞去的鸟儿们的啾鸣，“这不公平。我们宁可退学也不接受不公正的惩罚。我弟弟和我都会退学。现在就退。外面还有更好的学校，我们能接受更好的西方教育；爸爸不会再付高昂的学费给你们。”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劳伦斯先生犹犹豫豫地挪动步子去拿长藤条，女校长用一个手势阻止了他。其实，就算她让他拿了藤条，他也追不上伊肯纳和波贾。他们俩穿行在队列中，学生们自动为他们让出路来。这些学生跟老师们一样惊呆了。然后，两个哥哥拽着我和奥班比的手跑出了学校。
我们不能直接回家，因为妈妈刚生下戴维，需要休养。伊肯纳说，如果我们出校门不到一个钟头就回家，她会担心的。我们走在一条断头路上。路边基本上是空荡荡的草地，上面立着告示牌，牌子上写着这是某人的私产，不得擅入。在一栋没盖完的房子前，我们停下了脚步。散落在地的砖块和塌陷的沙堆上满是狗屎。我们走进去，在一块铺了石板、上面有屋顶的地方坐下来。奥班比说，房子落成后，这里大概是客厅。“你们应该看看校长女儿的脸色。”波贾说。我们嘲笑老师和同学，热烈地谈论我们之前的举动，那些场景经过夸张修饰，已经变得像电影一样。
过了约三十分钟，我们的注意力突然被远处传来的噪声吸引过去了。一辆贝德福德卡车正缓缓朝我们驶来。车身贴满了M.K.O.阿比奥拉的肖像海报。他是社会民主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卡车上站满了人，热热闹闹地唱着一首那段时间经常在国家电视台播放的歌曲：这首歌把M.K.O.称为“选定的人”。那些人又是唱歌，又是打鼓，还有两个男人穿着印有M.K.O.相片的白色T恤在吹小号。沿街住家、棚屋和商店里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还有些人站在窗子后面看。在卡车行驶过程中，有人从车上下来发海报。伊肯纳跑上前去，我们几个留在后头。他们给了伊肯纳一张海报。海报不大，上面印着M.K.O的笑脸。一匹白马站在他身边。海报右边自上而下配了一行文字：“希望93：跟贫穷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