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和文学之间

我确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在阿布扎比,屋外四十度,屋内二十度,我在四十度和二十度之间进出时想到了这个题目。我选择这个题目并非想说语文和文学的区别,虽然区别是存在的,比如说学习语文是一定会有考试的,而阅读文学作品是没有考试的,这样的区别只是道路的不同,方向是一样的,因为语文课本里的文章都是文学作品,就像阿布扎比的四十度和二十度,都是阿布扎比的气温,所以我的兴趣是语文和文学之间有些什么。

选择这个题目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们都是中小学语文老师,还有一个是三十年前我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一个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根据一位从事教育的朋友查询,一九九九年的时候这篇小说入选了人教社的中等师范语文课本,此后语文版、广东版、上教版、苏教版和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也选入了这个短篇小说。不过《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人教版语文课标教材里只是昙花一现,没过多久就被撤下,放进课外读本中,我不知道其他版的高中语文教材里是否还保留着。前些年广东高考的语文试卷上出现了这个短篇小说,结果不少学生答错了,最好的学生也丢掉了几分,这宝贵的几分让那些本来可以去北大清华的学生,只好去北师大和人大了。我三十年前写下这篇小说时没有想到还会出现这种缺德事,为此我去网上搜索了几篇语文老师的教案,语文老师的分析很精彩很到位,可是让我去考的话,也会丢分。

我问过当时担任人教社高中语文室主任的温立三,高中生对《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什么反应?他说普遍的反应是读不懂,我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它选进课标教材?他说就是要让他们读不懂。

所以我要在这里讲一讲“语文和文学之间”,我的计划是把语文老师的教案、批评家的文章、作家的评论和我当初的写作经历和现在重读的感受都放到桌面上来。为此我先是询问浙江师范大学的高玉,有没有关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评论,他说有,问我要多少,我说几篇就行,他给我发过来了十多篇,又让他的学生王晓田给我发来了几篇作家的评论。我自己在网上搜索到了几篇语文老师的教案,温立三也给我提供了几篇,我觉得这个计划可行了。

高玉发给我的关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专论里大多数有些特殊,这些作者都是师范大学的老师或者研究生,他们写下的是文学评论,同时又或多或少涉及语文教学,可见《十八岁出门远行》进入语文教材之后影响力大增,应该是我所有短篇小说里最著名的一篇了。我注意到这些师范专业出身的评论者已经考虑到这个短篇小说对高中语文经验阅读的颠覆性,他们的文章和我熟悉的程光炜、唐小兵的有所不同,前者是循循善诱,后者是高屋建瓴。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王平和胡古玥在题为《象征与存在》的文章里说:“这种大胆的叙述与独特的创意,颠覆了学生原有的阅读经验,如果以传统的记叙要素来解读,可能会使故事情节支离破碎,只有从象征修辞与存在的哲学意蕴视角入手,才有可能找到阿里阿德涅之线,解开它的存在真实之谜。 ”他们在文章最后再次强调:“由于学生初次接触先锋小说,其反常的形式及其他区别于传统小说的异质性特征难免会让学生感到陌生,同时也在挑战他们根深蒂固的观照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从产生阻拒到学会欣赏,无疑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创造性尝试。” 看得出来,这两位评论者赞成《十八岁出门远行》选入高中语文教材,我读到的其他师范专业出身的评论者的文章也都对此表示了肯定的态度。看来像温立三这样“就是要让他们读不懂”的人为数不少。

读得懂和读不懂之间发生了什么?应该发生了很多,我们知道的和我们不知道的都有。抛开那些胡乱拼凑出来的作品,阅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反应不应该是懂和不懂,应该是读起来费劲和不费劲、感受到了和没有感受到、愿意读下去和不愿意读下去之类的,尤其是进入语文课本的文学作品,是被时间和文学双重鉴定后贴上安全标签的作品,可是有时候仍然会被读得懂和读不懂所困扰,我想这就是经验阅读和非经验阅读。

我曾经说过,一个好的读者应该怀着空白之心去阅读,一个好的作者应该怀着空白之心去写作。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每一个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的经验里包含了很多,年龄、性别、经历、性格、心理、环境等;每一个作者也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去写作文学作品,这个经验里包含了上述这些等等之外,还包含了作者已经熟练掌握的叙述方式。所以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是长时间沦陷在自己的经验阅读和经验写作之中,可是突然的、毫无先兆的、非经验的阅读或者写作闪现了一下,这样的次数不会多,因为经验是必然,非经验是偶然,当这个偶然出现时,你是困惑之后退却了,还是欣喜之后前进了?如果是困惑退却,那么一切照旧;如果是欣喜前进,那么一个崭新的世界有可能向你打开。

所以我在讲述自己非经验的阅读和写作之前,需要先说说自己的经验阅读和写作。这要从川端康成说起,我二十岁的时候读到他的《伊豆的舞女》,当时“文革”结束才四年,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显示出生机,不过这样的生机基本上是通过对“文革”的控诉表现出来的,我在周而复始的“伤痕文学”阅读里,偶然读到了来自日本的《伊豆的舞女》,这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但不是非经验的体验。我当时二十岁,在多愁善感的年龄,读到一部多愁善感的小说,《伊豆的舞女》唤醒了我青春经验里最易冲动的部分。小说中的“我”也是二十岁,舞女只有十四岁,川端康成细致入微又深入人心地描述了这段若即若离的爱情,小说的结尾是舞女和她哥哥的送别,“我”带着伤痕离去。我在这篇小说里也读到了伤痕,与当时中国流行的“伤痕文学”里的伤痕不同,那是被刀砍出来的疼痛喊叫,而川端康成的是内心深处的隐约作痛。我至今还记得一个细节,舞女蹲在路边用平时插在自己额发上的梳子梳理一条狮子狗的长毛,让“我”看了很不舒服,因为“我”曾想过向她要这把梳子。当时我总觉得自己也有过类似的故事,其实并没有,虚构作品中的一些情节和细节常常会让读者想象成自己的经历。

《伊豆的舞女》带我进入了日本文学,差不多有六年时间我都沉浸其中,夏目漱石、岛崎藤村、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等,还有一位名叫樋口一叶的女作家令我感伤了很长时间,我在二十四岁时读到了她的《青梅竹马》,而她在二十四岁时去世了。如果让我选出十部必读的中篇小说,《青梅竹马》应该是其中的一部,我会把它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放在一起。我第一次去东京的时候,专门去了樋口一叶纪念馆,在她字迹娟秀的手稿前驻足良久,想象她在现实世界里短暂和穷困的人生,同时在虚构世界里又是漫长和富足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