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小姐（第3/5页）

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向我们靠近挥手，他晃了晃，终于失去了平衡，车上的货物摔到了地上，原来是两大筐小银鱼。他既不生气，也不抱怨，把它们捡了起来铲回到竹筐里。我们前面是一辆摩托车，车后座载着一个很大的密封的篮子——有两个大帆布包那么大。每次摩托车颠簸时，这个篮子都会发出小猪尖叫般恐怖的声音。我们走近之后才明白原因：篮子里挤着十几只小猪。它们的条件如此凄惨，它们的待遇如此恶劣，它们的尖叫如此失控，此时此刻，你很难想象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还会存在比它们更悲惨的生命了。它们的处境是动物权利保护者的论点的终级证言，同时也是对他们的批评。我从来没见过被如此虐待的动物，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它的人民经历了所能经历的最坏的一切，谁又会在乎小猪呢？尤其是当我们的目的地越来越近时：它是越南的水上村庄。我们吃力地爬出小卡车，换到小船上，它们将载我们到临时码头——像其他东西一样，漂浮着——从这里我们将驶向不同的目的地：马德望，金边，或是无论哪里。

所有到发展中国家的游客，假如他们诚实的话，就会承认他们其实特别想看看贫民区：人们生活在垃圾堆上，棚屋小镇，诸如此类。我们在印度遇见过一个瑞典人，他去过孟买最差的贫民窟之一。为了得到他的同情和金钱，一位乞讨的女人把她的死婴塞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行大约有六个人在听这个故事；我们都吓坏了，而且我觉得，同时还妒火中烧。越南水上村庄可能没有那么差，但它也是污秽不堪的：一堆里面几乎是空的破旧茅草屋，漂浮在棕褐色的水汤里。它们仿佛不是在漂浮，而是在沉没。处处都是杂物——塑料瓶、废纸、罐头瓶、蔬菜垃圾——在水面上下起伏。水很脏，但小块小块的黏液和软泥凝固成了浓缩的极脏的卫星城。我紧闭着嘴，生怕从这浩瀚的污水坑里溅出一滴，进入我的嘴里。而这里的居民——微笑，开心，挥手——用耀眼的红色天竺葵装饰他们的阳台，又用恶臭的水给孩子洗澡，用恶臭的水洗衣服。假如卡车上的一位乘客要被迫留在这里，他们——我们——很可能一个月内就会死掉，也许一周之内。

我们停在一个茅草屋附近，它相当于往返马德望的水上终点站。船似乎不像我们前一天买的船票上画的那个模样；甚至不像能工作的船。它们像是只剩下了外皮，其他有用的零件都被洗劫一空。这就是我们的船，而且登船的人数远远超出了安全的许可。船满了之后还有一些人挤了上来，帆布包堆放在窄小的空地。我们坐下，等待。我们等的时间太久，我想小便。我不知道怎么办：在船边上撒尿？人们会介意吗？会不会有在某人的花园里撒尿的感觉？或者是他们的客厅？我们等呀等呀。我的膀胱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知道了。离我们的船不到一英尺的地方，一大坨粪便在水面上浮动。它像是一块大玉米壳。我不想看它，但却忍不住要看。在这样一个腹泻和霍乱的环境，这块大便的结实度和大尺寸真是令人惊叹的成就——说明了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多强。那真是个可怕的东西，但它解决了我在哪里撒尿的问题。我站在船舷上面，众目睽睽之下，我注意保持平衡，为把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变得更加危险而作出了一份贡献。

这就是我们如何到达和离开暹粒的过程，但是关于吴哥城呢？关于圣剑寺、巴戎寺、塔普伦寺的奇景呢？我会给你们看看我拍的照片，可是一张都没有。我连相机都没有。圈圈有一个相机，她拍了一些照片，不过说实在的，它们不值得用柯达相纸洗出来。圈圈知道很多事；她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但她对拍照一无所知，连最基础的都不懂，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她总是逆光拍摄。她的原理很简单。

“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会拍下来。”

“不管光线，不管太阳在哪里？”

“是的。”

“也不管你想拍的那东西有多远？”

“是的。”

“所以你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昏暗的剪影，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没有价值的画面。”

圈圈不顾这些令人泄气的嘲讽，还是在吴哥拍了一些照片，主要是我的照片：树须如烛油般滴落在塔普伦寺的墙根下，我的形象模糊一片，我对着巴戎寺的石佛像眨着眼，我在圣剑寺过度曝光像一个白化病人。没有一张照片值得多看两眼，多数照片不值得多看一眼。圈圈责怪我说是因为我态度不好，这也不无道理。我一见她拿出相机，就会说风凉话，“伊芙·阿诺德(10)在拍作业片了。”或是“啊，我看见那个不确定的瞬间再次降临到我们身上”。其实这样的瞬间也是不多见的；圈圈比我本人拍照要多，但是和我们同行的游客相比，我讥讽她道，“拍照水平远远不及格。”在这些旅行摄影家的眼里，我们因此成了二等公民。拍照的人在所有最佳位置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权。你简直没有权利待在那些标志性的景点，除非你在拍照。我们是游客中最低的那一等：无权观看的人。我们经常要等整个旅游团拍完照后，才能走过去，坐下，看一看。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我们没有在吴哥城拍照，可以说我们并没有去过那里。

我们没有那些照片或者说只有几张照片作为证据，但我们确实是去过那里的。第一天我们严格按照旅行指南上所说的到处走。我们在清晨参观巴戎寺，又去了其他地方，回到暹粒睡了午觉，下午返回到吴哥，爬上眺望吴哥窟的巴肯山看日落。

看日落对观光客来说是很重的负担。一个景点有“观看日落之地”的美誉，你便不得不去那里。巴肯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我们沿着陡坡吃力地攀爬，幸好我的Tevas，我以前在新奥尔良买的运动凉鞋担当了大任。我一边爬着那艰难的山坡，一边想着要写一封信给Teva公司，向他们推荐几条广告语：“Tevas能担当”是其中之一。也许只有这一条。

我们到达山顶时，它被挤爆了，像是在等着一个派对开始。我们期待看见一个DJ、一些盒带仓和一排排的扬声器。这里有几百甚至上千人，他们等的并不是派对——他们等的是日落。日本人倾巢而出。每个人——包括我们——都在喷洒或是涂抹驱虫剂，蚊子也倾巢而出了。严肃的摄影师都备有三脚架。一个这样的摄影师转头对他的妻子说，“还有十五分钟”，仿佛他们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面指挥中心的同事。其他的人都在等。等日落。除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不同之外，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印度的亨皮，我们也曾成群结队地去那里看日落。佩索阿(11)是对的：没有必要去君士坦丁堡看日落；全世界的日落都一样。但你还是会这么做；你去君士坦丁堡或是巴肯山或是其他任何地方，你在那里拍日落。旅行时去看日落让这一天有了目标和意义，否则会很空虚。不过，很少有比等日落更傻的事了。等日落变成了一种被悬置的运动。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做，被提升到了带有某种极强目的性的水平。等待本身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努力。你等着它来，其实它早晚都会来的，或者不来。弗兰克·奥哈拉(12)是对的：“太阳不一定会落山，有时候它只是消失了。”它什么时候会屈尊落山呢？奥登(13)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