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麻（第2/3页）
“给我吸那玩意。”
“我觉得会很开心。对我的工作也有用。”
“为什么？”
“它能让人进入‘奇异地区’。”我说，“你知道，这个城市的梦幻空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我喜欢的城市版本。”
“我不想待在你的城市。我想待在我的城市。我的城市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不能待在我的城市？”
侍者走了过来。臭麻让我很兴奋，再加上我今天喝了太多咖啡，已经躁动不已，但我还是点了两杯咖啡。侍者走了，脸色看上去十分苍白的玛丽问我：“为什么是我？”
“什么意思？”
“在所有的巴黎人当中，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因为我昨天遇见了你，而且我觉得你很酷。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研究我的人行道。我觉得会很开心。”她摇了摇头，这是一个公道的回应。很显然，她不开心。一点也不。她不知道她在哪里。不知道她是谁。臭麻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最初的二十分钟，会带来极大的混乱。这就是为什么喜欢它的人们——像我这样的人——会喜欢它。
“你对我做了什么？”
“听我说，它只是大麻。不管你现在感觉有多么奇怪，它对你的身体是没有副作用的。假如我给你的是一片药，你开始感觉异常，我就会担心它有没有副作用。但这只是大麻啊。它对身体是无害的。它只是进入了你的脑子。你只要放松，随它去，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她摇了摇头。侍者端着咖啡走了过来，我们两个都不想喝。他看了看玛丽，我觉得他看出了什么。我已经灵魂出窍，但是我强打精神想表现得正常，说正常的话，做正常的事，努力去安慰她。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并不是为 工作，是不是？”
“我当然是为它工作的。”
“谁派你来的？”她很突兀地说，带着强烈的语气，听上去像是惊悚片里的一句对白。
“这是你说的对白，”我说，“你一边揪起某人的西服领子，把他往垃圾乱扔的小巷的墙上按去。这是一句应该用呵斥语气说出的对白，你的脸贴着你呵斥的对象。‘谁派你来的？谁派你来的？’”她对我这简短的发言没有什么反应，我又假笑着加了一句，“是 派我来的。”
我的笔记本放在桌上。她拿起来，开始翻看笔记本上潦草的记录，是我为《Time Out城市指南：巴黎人行道》一书做的准备工作。我的字迹很乱，没人能认出来——有时候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但是她专注地盯着每一页看。
“你写的根本不是什么指南。”她说，绿眼睛里有一种茫然的领悟。
“我写的当然是。”
“你把我写进小说里了，是不是？”她说，每翻看一页都进一步证实了她的怀疑。我在心里假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她也摇了摇头，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有电话号码。
“为什么会有这些号码？”
“他们是我在巴黎认识的人，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见见的一些人。”
“为什么我的号码在这里？”
“你昨天写在这里的。”我说，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已经干了的血迹，我松了一口气。她从包里拿出一支圆珠笔——就是昨天晚上用的那支——试图勾掉她的名字和号码。不幸的是圆珠笔没有油了，她把它当成凿子，把连同她的下面三四个号码一起切掉了。这是一种自我毁灭，无异于自杀。看见这些电话号码，她又有了一个主意。
“我需要打一个电话。”她说。我意识到她并不像她昨晚表现的那样，并不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自由灵魂。她说这句话时，她说她想打一个电话时，我发现她是晚上花很多时间煲电话粥的那种人，在电话里与那些有男朋友又住得很远的女友聊天。我能感觉到那种孤独，那种臭麻式的孤独，正在淹没她。同时，她也看到我身上的某种东西。
“你很邪恶。”她说。臭麻是这样的：它呈现出普通吸毒者的疑惧，又把它提升到一种令人眩晕的表现主义的洞见。你能清楚地感觉到那种疑惧，即使是在没有威胁或危险的环境里，臭麻也会让你有这种体验，一种纯粹的原始的体验——一般来说是恐惧——不需要和外部现实有什么联系的恐惧。至少我以前是这么想的。从此我不再抽臭麻，因为它让我又疑又惧。
“请听我说，”我说，“相信我。我知道你无法相信我，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保证你不会有事情。”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没有缩回去。我握着她的手，就像握着一个受伤之人或垂死之人的手，一点也不像握着巴黎咖啡馆里一个年轻女人的手，而我差点还想追求她。我说话的时候，她似乎在听，但我一停下，她又恍惚起来。
“我要打一个电话。”她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有几个理由：要想找到电话，她需要走进酒吧，很可能要问一问酒保电话在哪里。接电话的朋友会被她说话的方式吓一跳，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而且她还和一位刚刚认识的危险的英国知识分子在一起。这位朋友会要求与酒保通话，我们会陷入麻烦——可是我要确保我们两人都不会有麻烦。
“你看这样如何？”我说，“你坐在这里，我去给米米打电话。她认识我们两个人。她会安抚你。”玛丽摇了摇头。她主意已定，站了起来，去打电话。我左右摇摆，既想直接拦住她——这会让她更加恐慌，很可能会引发混乱——又想……
无论如何，一切都晚了。她正走进门。我看见她消失在咖啡馆的后面，没有与酒保有一句交谈，我松了一口气。她走了，我才意识到我费了多大的努力想表现得正常和有理性。我能感觉到那种保持镇定的努力简直是物理性的，极度紧绷的，就在我的脑子里。我想表现正确——做正确的事——另一个我却感到有点恼火，因为下午的研究就要泡汤了。
几分钟以后玛丽回来了。她出来时，也是一天里太阳头一回出来。她没有打电话，她什么电话号码也不记得。很好，我想。小小的福音，感谢上帝。既然坐着不会让她好受，不如接着我们之前的散步。我在桌上留下四十法郎和没有碰过的咖啡，我们站起身。不幸的是，散步又遇到了新问题。她眼角的余光总能看到一些东西——一只没有尾巴的黑狗，肉店里挂满了粉红色的鲜肉，一家希腊餐厅正在烤的羊肉串——都是她不喜欢的东西，都是让她害怕的东西。其中一件东西就是我。我猜，这就是她为什么说她要叫的士。这比她想打电话时我面临的两难更难了。她可能吓坏了，但在我的监护下，即使她很难受，也不会真出什么事。不管她多么难受，她最好在我的保护下。我脑子里想着这些，她已经招来了一辆的士。的士停下。她打开车门，钻了进去。我本应该把她从车里拉出来，或者也进到车里，但是她就在车里，我就站在路边，我什么也没做。我弯下身，看了看司机。她把车门拉上，他们开走了。一分钟前的士还在那里，一分钟后那里已经空了，只有浸了油渍的马路和对面的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