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2/9页）
弗罗斯特也部分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才有了“她稍稍移动了门闩”(She moved the latch a little.)但这只是一种解释。这一缀满修饰语的独白之全部意义就在于对其对象的解释。这男人极力想把事情弄清楚。他意识到，要想把事情弄清楚，他就必须减弱他的理性，如果不是完全放弃的话。换句话说，他下来了。不过，这虽是下楼梯，事实上却是在往上走。另外，部分是因为他已智穷计尽，部分纯粹是因为修辞上的惰性，他在这里对爱情的概念发出了呼吁。换句话说，这两行半谚语式的关于爱情的诗行是一种理性的论据，当然，对于其对象来说，仅有这一论据是不够的。
她被阐释得越多，她就会离得越远，因此，她的基座也就会升得越高(她此刻是在楼梯下面，基座也许对她有着一种特殊的重要性)。促使她走出家门的不仅是悲伤，而且还有恐惧，她害怕被阐释，也害怕阐释者本人。她不想被人猜透，也不接受他的任何东西，除非是他的彻底投降。他离那彻底的投降已经很近了：
“不——别走。
这一次别再去跟别人说了。
跟我说吧，只要是心里的东西。”
‘Don't — don't go.
Don't carry it to someone else this time.
Tell me about it if it's something human.’
在我看来，这里的最后一行是全诗中最令人震惊、最富悲剧感的一句。它实际上意味着女主人公的最终胜利，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解释者在理性上的投降。这一句虽然语气通俗，却将她的精神活动提升到了一个超自然的状态，并藉此使无限(孩子的死亡使她意识到了无限)成了他的竞争对手。他无力与之竞争，因为她已经接近这种无限，她被无限所吸引，与无限进行交流，在他的眼里，这一切又被整个围绕异性的神话所强化，被他对另一种选择将带来何种结果的认知所强化——到了这个时候，她已将这样的认知深深地铭刻在了他心里。若继续保持理性，他就会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失去她。这是一个刺耳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诗行，它道出了男人的局限，并在刹那之间将整个谈话带入一个女主人公最为擅长的视觉高度，而这样的高度或许正是女主人公所追寻的。但是，这只是在刹那之间。他无法在这一高度上继续下去，只好借助于乞求：
“让我分担你的痛苦。我与其他人
没什么两样，可你却站在那里，
离我远远的。给我一个机会。
我觉得，你也稍稍过分了一点。
是什么使你老是想不开呢？
一个母亲失去了第一个孩子，
就永远痛苦——即使在爱情面前？
你认为这样才是对他的怀念——”
“Let me into your grief. I'm not so much
Unlike other folks as your standing there
Apart would make me out. Give me my chance.
I do think, though, you overdo it a little.
What was it brought you up to think it the thing
To take your motherloss of a first child
So inconsolably — in the face of love.
You'd think his memory might be satisfied —”
他跌落下来，确切地说，是从“跟我说吧，只要是心里的东西”(Tell me about it if it's something human.)一句中歇斯底里的高度上跌落了下来。然而，这一跌落，这一沿着韵律上的下行阶梯而实现的心理下降却使他恢复了理性，重新拾起了伴随理性的所有限定语。这也使他相当接近事情的本质，即她对“一个母亲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就永远痛苦”(motherloss of a first child/So inconsolably)；他还再次引入这个包罗万象的爱情概念，这一次有些令人信服，虽然依旧带有一种修辞上的华丽：“即使在爱情面前”(in the face of love)。“爱情”(love)一词破坏了情感的真实，将这种情感降低为一种功利主义的要求，即一种战胜悲剧的手段。然而，战胜悲剧会使得男女主人公的形象不再是悲剧的牺牲者。这一点——再加上对阐释者试图降低其阐释高度的怨恨——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即女主人公在“你认为这样才是对他的怀念——”(You'd think his memory might be satisfied —)之后插入了“你在嘲笑我！”(There you go sneering now！)这样一句话。这是迦拉忒亚的自卫，她在保护自己，不让他用刻刀继续破坏她业已获得的面部特征。
由于《家葬》有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线索，许多人都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诱惑，欲将《家葬》视为一出关于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悲剧，一首关于语言之无能的诗。许多人都屈服于这样一种诱惑。事实上，情况可能正相反：这是一出关于沟通的悲剧，因为，交流的逻辑结果就是对你的对话者精神需求的侵犯。这也是一首关于语言之可怖成功的诗，因为，归根究底，语言与它所表达的感情是格格不入的。没有人能比诗人更清楚这一点。如果说《家葬》是自传性的，那么这首先就体现为弗罗斯特对他的手艺和他的情感这两者之冲突的把握。为了加深这一印象，我建议你们将你们对周围某个人的真实感情与“爱情”这个字眼作一个比较。一个诗人是注定会求助于词的。《家葬》中的说话者也同样如此。因此，在这首诗中他们是重叠的；同样因为这一点，这首诗获得了自传性的名声。
但是，让我们再向前一步。诗人在这里不应被等同为一个人物，而应被等同于这两个人物。在诗中，他当然就是那个男人，但他同时也是那个女人。因此，你们所看到的就不仅是两种情感的冲突，而且还有两种语言的冲突。这两种情感可以合并，比如说，通过做爱得以合并，而两种语言却无法合并。情感可以孕育出一个孩子，而语言却不会。现在，孩子死了，剩下的只是两种完全自治的语言，两种无法重叠的语言系统。简而言之，只剩下了词。他的词和她的词，而她的词更少一些。这使她显得很神秘。而这种神秘就是解释的对象，他们都在抵抗这种解释，在她这一方，她在用尽全力抵抗。他的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语言的工作就是对她的语言进行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她的沉默寡言进行解释。当这被用于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时，便会成为一个制造灾难的秘诀。当这被用于一首诗时，则会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