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如何在中国体面地生活（第2/12页）

北京有一家以德式美食著称的餐厅，在凯宾斯基饭店中，叫普拉纳啤酒屋。啤酒可称为全国第一，主要是自酿的黑啤实在是太有滋味了。世界杯期间经常没有位子，而逢到德国队比赛之时，足能把人挤成照片。如果是德国队胜了，一般比较严谨的德国人之热情，能够把人从照片状态直接烤成德式烤猪膝的那层外皮。

当然，现在德国队算是没有争夺冠军的可能了。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德国队的，并且认为他们这个民族着实可怕，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与意志。但其食物实在是乏善可陈。这个地方之所以让人怀念，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赚钱之后，带着太太、借着她过生日的由头浪费一把的地方。与当年胃亏肉而爱上肘子的情节相似，这也算是始终对它有好感的原因之一吧。

贫穷是一种罪

贫困的孩子因为没有丧葬费用，把猝死于出租房中的母亲装到麻袋里抛入河中。这件事本身所能告诉我们的已经很多了，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还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公安机关以涉嫌“侮辱尸体”而刑拘了这个所谓的“不孝子”。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心头真是郁闷难言。一个不能支付起码丧葬费用的人，竟然还有这么一条罪过在等着他，是任何思维正常的人所不能想到的。您说，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一个公民因为贫困的原因不能生养死葬，以至于在无奈之下只能抛尸于河中之时，到底是谁侮辱了尸体？是贫困不堪的孩子，还是在贫困时无可依靠的社会机构？

记得在前段时间，有个母亲为了给孩子增加一点营养而到超市偷肉；再近一些有一个孕妇到超市偷肉。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着一个道理：即使我们的社会已经比前些年繁荣了很多，但依然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这些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往往也不知道如何去寻求一餐之饱、一夜之暖，无他，主管此事的民政部门大门是朝哪边开的没几个人知道，进了大门如何寻求救济，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偶然陷入困境或者长期处于贫困边缘的人，无法也不知道能够如何去寻求本来应有的社会救济。

一般来说，在一个社会里救助行为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种。官方的社会救济应该占到主要层面。这是由于官方掌握着最大的社会资源，这是他们必须尽到的责任。但不论什么样的官方机构，其运作当中总是有各种官样文章，其效率是有问题的。有鉴于此，很多国家都成立一些由官方主导的、可以马上提供一些生活资源的应急机构。自从孙志刚案件以来，收容遣送制度已经改变了用途，也算是建立了这样一部分的应急救济机制。

但事实证明这肯定是不够的。一个是官方机构运转起来成本过高，一个是因为其覆盖面虽然庞大，但由于其规章制度的原因，不能及时进行救济项目的调整，有很多处于突发性贫困的人群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济。所以，在很多国家里，民间慈善组织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前段时间，温州出现了施粥摊。这是民间组织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民间组织虽然掌控的资源有限，但由于船小好调头，能够及时弥补由于官方组织不能覆盖到边边角角的缺憾。此新闻一出，得到广泛的赞誉。其实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也可以看到民间组织的那种力量，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官方的救助机构。

由于很多原因的限制，我们现在的民间救助机构始终没能成大气候。比如相关法律就规定，民间的这种组织不能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进行活动。这就限制了民间组织的活动范围以及自身品牌的建立，也就相当于限制其成长发育。而一个健康的社会，更多的是依赖这种公民自我组织的成熟，并不是依赖官方对于这些活动的包办。

回到这件事来说，这位贫困人士本来可能还可以勉强度日，一旦出现这种突发的状况，他的没有任何可以伸缩应对的经济状况就会把他整个生活摧垮。在这种状态下，除了原本官方机构的力量不足外，对于这种千奇百怪的贫困原因也是无法即时进行反应的。如果我们民间的救助组织足够发达而且足够为大众所知，倒是有可能作出比较合理的安排。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公安机关竟然还能把法制社会的精髓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居然能够以“侮辱尸体”的嫌疑对此人进行刑拘，那只能说明法制精神本身所赖以存在的人文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因贫穷而产生的罪过有其可以原谅之处，更何况此事并无太大的社会伤害，如果心中没有涌起悲悯之情，而只是猛然在此刻回想其法条如何规定的话，这个法律行为所惩罚的就是贫穷本身。而贫穷本身是无罪的啊。

钱成了我们最大的病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是我们社会能够运转的润滑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钱的流向以及是否健康，总是应该关心的。

说起最大头儿的钱，莫过于政府的钱。每年一次的审计总是能出各种怪事。曾公布的审计结果当中，有中央部门近亿投资按1元钱入账，有靠企业出资买车建房数千万，有举办论坛收取赞助费3千多万，有列支千余万用作装修和买礼品。想必不是各个单位里的会计业务不过关，而是就打算这么挣钱、花钱而已。比之居然还查出数千张假发票、金额1.4亿元来说，巧立名目这件事都显得多少还有些人性化了。说起来北欧还有个地方练红灯区的从业者都知道中国的“发票”，在发票声名远扬之余，这些民脂民膏的走向总会让人有观看人间奇迹的感觉。

而其他方面的钱怎么流走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能知道不正常。山西蒲县曾经的煤炭局长被查，其一直是辖下一家煤矿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北京三环内房产33套，被开出了3.2亿元罚单，而2009年蒲县财政收入为9.7亿元。古人云“富可敌国”，现代国家疆域广阔是敌不得的，但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就能利用手里的权限做到本县无敌，也不能不说是我们这里的胜景之一。

除了政府花钱花得不够明白、利用手里的权力使得自己先富起来的事情之外，老百姓手里的钱也没那么安全。北京街头出现假ATM机令市民恐慌无比，只有插卡口，没有出钞口，信息盗取后钱也被盗走，混乱的监管令人担忧。

一个社会的病灶，有时候会通过金钱的流动而体现出来。海南海口数千套海滨景区的限价房专供干部，平均面积每套123平方米，定价远远低于周边的普通商品房价格，算是另外一种金钱的流向。这种流向虽然并非是把大把的票子揣进腰包，但结果也相差不远。明目张胆地拿走现金与这种转换的形式，已经构成了我们这里最大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