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如何在中国体面地生活（第3/12页）

与之同时，贵州某地对100多名涉嫌贩毒的人员举办了盛大的公开逮捕和宣布劳动教养，“游街”之事再现江湖。有意思的是，我们对于社会财富的流向始终不能一窥全豹而只能看到冰山一角，倒是这种荒唐的闹剧一再地发生。在该透明而不透明的社会里，透明地侵犯人权就成为了某种图腾。

谁都希望荣耀体面的生活

有件事儿广大蚁族听了肯定不会高兴。近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人社部联合出台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其中，对中介的赚取差价、分割出租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以至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这个要翻译一下：所谓分割出租就是那种把一套房子由中介整租之后，然后打上隔断、分成小部分出租，赚取其中的差价之行为。住在其中的人被称为“蚁族”，这种方式叫做“群租”。

这种群租当然挺不好的，这个不好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对蚁族来说，虽然住房的成本是降下来了，但生活环境还是挺差的，似乎隐私、尊严什么的是不太谈得到；其次是对邻里关系不好，毕竟一套房子住好多人，对于其他正常生活的邻居是个打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政府不好，因为这个现象导致管理难度增加、治安问题显现，而且从政府形象上来说不好看。蚁族的组成以新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扩招这么多年了，学历上去了，可这尊重知识的口号倒是催生了蚁族，而且城市的房价高到不好意思的程度，导致这些原本应该是社会精英的人士都变成蚂蚁了，情何以堪嘛。

但这事儿又是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况，因为工资就在那里，不多不少，当个蚁族或许还能在城市里生活下去，而且将来说不定还能看到某些希望，要是把大部分的收入都弄成租房的费用，估计也就没法儿活了。可这个事儿政府解决不了，虽然廉租房、经适房什么的也不能说没有，一个是一般只针对本地户口，一个是那东西根本就供不应求，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蚁族们享受这种待遇。

于是，某些解决方式就这么悍然出炉了。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什么叫做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很简单，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消灭那些穷人，最终就共同富裕了。要是没房住只能群租当个蚁族怎么办呢？那就惩罚中介机构，消灭群租的中间环节，使得蚁族花更多的钱去租房或者回家，然后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目的。

这招儿确实挺损的。记得在前段时间，北京还有个政策是地下室不能出租了，住在地下室而在城市当中打拼的人，从此也就失去了很多生活的空间。北京有政协委员说要设置门槛禁止低素质、低收入的人进入北京生活，这种言论总是被人驳斥，而且基本大家都会觉得这帮人说的不对。但最狠的不是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而是那种直接用这种“共同富裕”的方式让有些人无路可走的政策。

作为一个人来说，谁都希望有个有尊严且体面的生活，看着某些国家里那些有花园、有车库、在我们这里被称为豪宅的平民住宅，谁都想这辈子住进去爽一下。但很遗憾的是，这个愿望需要时间与机遇，而城市当中才有这样的机遇。这也是蚁族们坚持在那种条件下生活在什么都贵的城市当中的原因。他们也需要幸福的生活，但也知道这要靠自己打拼、现在吃苦才能换来。这样的政策就等于是断了他们的希望，在表面上为他们着想的幌子之下，让他们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梦想。

而如果他们真的走了，这个城市还能维持运转么？很不幸，答案是不能。这些城市的底层居民才是一个城市当中的肌肉，如果说光鲜亮丽的白领、金领以及那些政府官员以及老板们是一个城市的骨骼，这些人就是一个城市的肌肉，没有了肌肉的牵引，骨骼本身就会散架。他们承受着一个城市所有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最底层的工作，没有了他们或者说让他们的生活成本提高的话，城市就会瘫痪。我们只要想象一下没有清洁工的城市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而与此同时，哪怕有原本的城市居民接手这样的工作，人力成本的提高也会调高其他城市居住者的生活成本。

所以，被强迫的体面从来不是真正的体面，而只能是官方的体面。这种管理的思路之贻害无穷，并不会随着蚁族消失而取得其正面意义，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管理所带来的后果。其实也无非两个，一个是社会埋单的生活成本提高，一个是将会引发剧烈的社会阶层冲突与分化。哪个都不是国家之福。

用财富衡量让人心里踏实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回到母校参加其119周年校庆，并捐赠10万元奖励学子，同时亦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袁先生谈到自己身价千亿的传言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除了证明此传闻不实之外，还说了一个观点：“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

对于袁老先生，相信任何还吃饭的人都应该心存感激，要是没有他这些年的努力，今天我们的粮食安全就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保证，当然也就不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饥馑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用什么方式回报袁老先生都是不过分的，更何况人家不但没有传说中的千亿身价，而只是每年收入三十多万的、近似高级白领的老人。

在尊敬袁老先生的同时，也不妨对于他的这句话发表一点小小的不同看法。在传统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有某种“不言利”的倾向，固然其中有某些人是伪君子、躲在被窝里悄悄数钱，但很多真正的知识分子确实是耻于言利的。虽然我们这里原来并不生产科学家，但有了这个行当之后，也就自然把他们定位为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自己也对自己有了类似于传统士人的要求。

这种自我以及社会潜意识的要求是否合理？用财富来衡量科学家的价值是否过于低级庸俗？这就要看怎么看待科学以及社会的进步了。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很大的原因就是追求这种低级与庸俗的财富所带来的副产品。几乎每个人在寻求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总量，而财富的积累会改变社会的面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全球的生产终于超过了消耗，自从有人类以来，我们终于开始进入一个正循环的时代。而如果我们观察当时全球的社会思潮就会发现，从那时候起，多元化、和解共存开始真正发轫，最终成为世界思潮中的主流。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不敢妄言，但要是说这只是巧合，则未免小看了经济对于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