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匆匆去了一趟金利街的事务所。反常的闷热天气终于告一段落，她打开窗户，一阵微风把写字台和文件柜上的浮灰吹了起来。那里只有一封信，装在一只长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的是罗纳德·卡伦德的诉状律师的姓名和地址。信的内容很简短。

亲爱的女士：

随信附上一张三十英镑的支票，用以支付您应已故罗纳德·卡伦德勋爵之聘对其子马克·卡伦德之死进行调查所花费的资金。如果您对这个数额没有异议，就请在所附的收据上签字并寄回，我将不胜感激。

正如利明小姐所说，这至少能够支付她的部分罚金。她还有一些钱，足以让事务所再支撑一个月。如果到那时还接不到案子，还可以去找费金斯小姐，再找一份临时工作。一想到费金斯秘书社，科迪莉亚就毫无热情。日理万机（用这个词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费金斯小姐小办公室与科迪莉亚的一样寒碜，但却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花花绿绿的墙壁，各种容器里插着的纸花，还有些瓷器装饰品和一张招贴画。那张招贴画总是让科迪莉亚觉得好玩：一个婀娜多姿的金发女郎穿着热辣的短裤，脸上露出歇斯底里的笑，正像跳山羊般跃过一台打字机，并尽最大可能暴露自己，同时两手各抓一把五英镑钞票。下面的说明文字是：“做一个星期五女郎，与有趣的人在一起。最优秀的克鲁索^{[12]都在我们的书里。”}

在这张招贴画的下面，坐着身材瘦弱、不知疲倦、像圣诞树一样灿烂的费金斯小姐。她总是在和一个个无精打采、年龄偏大、相貌丑陋、实际上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面谈。她的这些“奶牛”中，难得有人能脱离苦海，找到一份终身职业。费金斯小姐会告诫她们，接受固定工作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语气就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在告诫孩子性问题一样。不过科迪莉亚喜欢她。费金斯小姐会欢迎她回去，原谅她投奔了伯尼。接着，她会与幸运鲁滨逊私下里通一次电话，然后就有一只明亮的眼睛盯上科迪莉亚，就像妓院的老鸨会把新人推荐给挑剔的客户。“我们这儿最高级的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你一定会喜欢她——而且工作能干！”她还会在最后几个字上加重惊奇语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那些受到广告诱惑被费金斯小姐招入麾下的临时雇员当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希望来工作的。效率更高的机构还有很多，但是费金斯小姐只有一个。出于同情和莫名其妙的忠诚心理，科迪莉亚几乎很难逃脱那只闪亮的眼睛。确实，在费金斯小姐的克鲁索那里，很可能有一堆临时工作给她干。根据一九六八年的《枪械管理法案》第一节规定，非法持有武器不就会留下犯罪记录吗？当事人从此将终身无缘参与公务员和地方政府与社会责任、安全相关的工作。

她坐在打字机旁边，翻开电话号码簿的黄页，准备把材料向名单上最后二十位诉讼律师分发完。这封信本身就使她感到难堪和郁闷。这篇东西是伯尼修改了十几遍草稿后编造出来的，当时看来，这封信似乎还不算离谱过头。可由于伯尼的死以及卡伦德案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所谓全面的专业服务、立即在国内任何地区展开工作、思维缜密且经验丰富的侦探人员以及收费合理等自卖自夸的话语，现在看来似乎狂妄到了既可笑又危险的地步。《商品说明法》中不是还有关于虚假表述的条款吗？不过，其中所说的合理收费承诺以及绝对自由选择，倒都是真的。可惜了，她淡然地想，没法找利明小姐来作证。捏造了不在场证明，接受了警方审讯，成功地掩盖了一场凶杀，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作了伪证。

刺耳的电话铃声把她吓了一跳。事务所里太安静，她甚至忘了还会有人打电话来。她心中不觉一阵害怕，眼睛睁得老大，盯着电话看了好几秒钟，才伸手抓起电话。

对方的声音平静而自信，彬彬有礼，但一点也不恭敬。那声音中没有任何恶意，但科迪莉亚却觉得每一个词都带有明确的威胁。

“是科迪莉亚·格雷小姐吗？这里是苏格兰场。我们还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回了事务所。你今天能不能找个方便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一下？达格利什高级警司想见见你。”

十天后，科迪莉亚第三次被传唤到苏格兰场。现在，对这幢离维多利亚大街不远的钢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建筑，科迪莉亚已经熟门熟路了。不过，她在走进大楼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暂时抛开了自身的一部分，就像进清真寺前必须把鞋子留在外面一样。

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房间里没有多少反映他个人特点的东西。统一配置的书架上，一看就全是关于法律的教科书、各种条令条例以及议院的各种法案，加上一些字典和工具书。房间里有一幅很大的水彩画，画的是坐落在维多利亚堤岸的诺曼·肖大楼^{[13]，视角取自泰晤士河上，从这里，正好可以看见灰色与浅赭色的大厦外观被皇家空军纪念柱上的金鹰双翼反光所照亮。和前几次一样，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钵玫瑰花，都是从花园里采的，枝干粗壮，弯曲的花刺就像强劲有力的喙，不像伦敦西区花店里卖的那种缺乏阳光、没有香气的玫瑰。}

伯尼从来没有描述过达格利什的相貌，只喜欢翻来覆去用自己平淡粗糙的理论转述达格利什。科迪莉亚对这个名字听得烦了，便从没多问过。然而，她印象中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与面前这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她一走进来，他就站起来与她握手，原先心目中的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她紧张不安。她突然对伯尼感到一阵恼火，是他把她推入了如此不利的境地。这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至少也有四十多岁，不过没有她想的那么老。他皮肤黝黑，个子高挑，四肢灵活，不像她原来想象中的那样皮肤白皙，虎背熊腰。他很严肃，跟她说话的时候不是用长辈那种高傲的口气，而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他的表情中透着关切与体贴，但丝毫看不出柔弱。她很喜欢他那双手，喜欢他的嗓音，喜欢她看到的皮肤下的骨骼轮廓。他说起话来温和可亲，但是暗藏陷阱，因为她知道他是个危险而残酷的人，所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他是如何对待伯尼的。在审讯过程中，她时不时地在想，他——亚当·达格利什——怎么同时是个诗人^[14]。

他们两个人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她每次去，都有一名女警官在场，他介绍说她是曼纳林警官。她总是带着一本笔记本，坐在写字台边上。科迪莉亚觉得自己很了解曼纳林警官这样的人，比如她学生时期的女生代表特蕾莎·坎皮恩-霍克，她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成为姐妹。她们的皮肤光洁润滑，从来不长粉刺；她们的金发按照规定剪至校服领子上方，卷曲得恰到好处；她们的声音平和有力，自信而又欢快，从来不尖声说话。她们对人世间的正义和逻辑以及她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都表现出难以形容的信心。科迪莉亚走进来的时候，曼纳林警官冲她微微一笑。这个笑容表现得很坦然，没有过分地示好，因为太殷勤的微笑可能会影响案件的调查，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苛刻。这个表情几乎可以让科迪莉亚掉以轻心，但她可不愿意在那双老到的眼睛注视下表现得像个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