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第5/14页）

这次有关集会的谈论让我想起十二年前在伦敦北郊的一次“灵魂术”召集会。当时红砖楼外贴着的一则轻描淡写的不起眼的告示勾起了我的兴趣，此外我也是希望找一些材料，为英国某广播电台海外杂志节目撰写一段五分钟的稿子。

集会设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从人行道旁的台阶直接走上去。入口处的灯箱上就只标着“大厅”。里面等待的人多数是常客。其中有几个孩子，健康活泼，有点不安分。他们坐在前排。灵媒是个身材臃肿、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她为自己的迟到道歉，说是从河南边赶来。她很快进入正题。我们每个人都收获了讯息。连我也有一份，是远方的祖父的消息，灵媒说他的声音微弱地传到她耳边。

但最可怕的是给孩子们的讯息。三四个漂亮的孩子，脚不停地动着。灵媒抓住自己的脖子来获取讯息，她说她要窒息了。带孩子来的那个女人，明显是母亲，身子严肃平静地向前倾（她坐在孩子后面一排），点着头，仿佛是确认送信的灵魂的身份。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吊死了。我不知道（我从未询问告诉我这事的人）这位父亲是被政府吊死的——在英国或国外——还是上吊自尽。这家人每两周来和他交流一次。他们的沉着无疑可以解释：他们是信徒。每个孩子收到一条讯息，无非是帮妈妈干活或者在学校听话。每个孩子等着自己的讯息，接收时神情严肃。这些拜访会留下怎样的记忆！他们获得了新的性格、新的激情，同时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此后二三十年间，那些性格（在成人的身体中，有着成人的需要）会表现出那些激情。

当布雷和我谈起他的集会，我仿佛感受到了二十年前的那种寒意。他和二十年前那一家母子一样冷静。他们是受一种可怕的需求驱使着，所有人都明白那是什么。那么是什么驱使了布雷？

他固执己见，滔滔不绝，我没有静下来想想他是否满意他的生活。他有个女儿住在德文郡，是找了“一块地”（布雷的原话）随丈夫搬过去的。她从来不回家探望布雷。布雷第一次提到这事时还替她找了很多理由。回来干什么呢？从女儿选择远离布雷生活这一点来看，我想到他有多让人无法忍受，住在他的房子里该有多么压抑。再以此看布雷的种种特点：他记得收获时节田里满是劳工的日子，喝啤酒有限额，孩子们给父亲和祖父送饭；他不愿披露自己孩童时趁假期在庄园打短工的事实；他想独立却不知不觉地被束缚，干了被训练取悦他人的行当，有三四重性格。

我多少体会到了他的反复无常。但现在他出什么事了？据说他在那些集会上（在南方海岸的某个镇子上）、在分享食物的交流中，加入到他原本鄙夷的激进保守派的群体当中：工人、正找工作的人，那种布雷——他终于不需要像父亲和祖父那样一辈子服侍人了，他是个体户，他庆祝自己的自由——看不起的人。他一度嘲笑皮通，幸灾乐祸，如今倒对皮通那样的人表现出同情，那些人在英国，甚至在这种富饶的地区都难以谋生。他们从中部来，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住所和社会保障，他们（和圣托马斯教堂的末日审判画中赤裸的人不同）知道是谁掌控着他们的命运，但又觉得自己失去了掌控。

听布雷讲集会，越往后我越发想到二十年前伦敦的那场集会。当时的场景纷纷浮现，一个细节接着一个细节，一直到印着“大厅”字样的灯箱，在安静的街头照出微弱的光亮。那个伦敦的住宅区夜间安静无声，只有几个人几辆车往来。街上如此沉闷，台阶那端房间中的人如此绝望。

“这和其他事情一样。”布雷说。“你投入多少就能收获多少。你投入越多，得到的越多。那本好书一直对你敞开。”

我从布雷太太那里听到了更多。我不太认识她，主要从电话中熟悉她。布雷出门的时候由她接电话处理客户的预约，布雷也不时打电话回家。她接电话时言简意赅（经布雷指导，以便为顾客节省电话费），有效率。没有多余的话。电话那头一个轻快的声音，见不到人。她住在那个没有花园的房子里，因为布雷的水泥院子没有给花园留下空间。她坐布雷的车去索尔兹伯里或者安多弗买东西，她很少搭公交车。有时候在索尔兹伯里，布雷会开着车碰上她，和她打招呼。于是我看到了她，一个非常娇小瘦弱的女人，几乎可以忽略。仿佛和布雷生活，和这个司机，机修师，固执而努力工作、忽视山谷里的美人的男人生活，让她憔悴。现在，我从她那里听到更多布雷的宗教和“集会”的情况。

“这些日子我不能帮他接电话。我觉得他在参加一种集会。他清空了冰箱，我才想到的。你不会这么用冰箱。我不理解。要是你有冰箱，你得塞满它才是，不该一直清理它。”

我听布雷说起过冰箱。他很看重它。我没有冰箱，他很乐意告诉我怎么使用它。大规模采购（明显是促销货），烹饪，储藏大批食物。冰箱让食物成了一种新型仪式的中心，提供了一种新的购物模式，新的短途旅行，重构了充裕、丰收和庆祝的概念。

布雷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对待冰箱，她更像是喜欢贮存食物的松鼠，希望谷仓满满的。有天不知怎的，我在公交车站遇见了她。她对冰箱的事愤懑不已。她那么矮，那么瘦，那么生气。

乌鸦在我们头上扑腾聒噪。她说：“如果你有了冰箱，你得存东西，别一直清理它。”她说话的神情仿佛她身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会把冰箱里的东西永远存下去，永远不去碰。仿佛言下之意是，尽管布雷不在，也没有车，她就是要去索尔兹伯里给冰箱补货。她重复着：“你得存东西。”

路的尽头出现了红色公交车，因为没有榆树等植物遮蔽了。

她等到公交车差不多停稳，说了句：“都是他的那个骚娘儿们惹的。”

这话脱口而出。仿佛公交车进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前面的区域突然暗下去，折叠车门打开，引擎轰响，这些都为这一揭露提供了戏剧性的时刻，正好适合她不顾斯文谈论她不确定的事情。这也让她火冒三丈。她踏上车，把硬币塞进投币箱，脾气大得想让全车的人都注意她。

她在前排坐下——这样的焦躁和喧闹都来自一个个子小小的女人——就不再理我了。我想，一九五〇年十八岁的我初到英国，涉世未深，那时见到一个这样年龄的女人在公交车上的这副表现，恐怕就会想这样一个娇小的白头发老女人怒气冲冲，是不是和她丈夫的“骚娘儿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