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第4/6页）

“你们所有人都是在昨天上午抵达牛津的吗？”

“是的。”

“有没有某个团员提前到了，来参观风景或是探访朋友？”

“没有。”她听上去对他的问话感到很吃惊，“我们是在进行巡回演出，丹沃斯先生，不是在度假。”

“你们团没有人生病？”

泰勒摇了摇头：“我们生不起病，我们团就六个人。”

“谢谢您的协助。”丹沃斯说着，把她送回了公共休息室。

丹沃斯给玛丽打了电话，但她不在，于是给她留了个口信。然后他开始一个一个回复芬奇标记了星号的电话。他给安德鲁斯、耶稣学院、贝辛格姆先生的秘书和圣玛丽教堂打了电话，一个也没打通。他放下电话，等个五分钟，又开始接着尝试。在这样反复的某个间隙里，玛丽打来了电话。

“你怎么还没去睡？”玛丽问道，“你看上去似乎筋疲力尽了。”

“我已经问过那些钟乐手了。”他没有回答玛丽的问题，“她们在英国待了三个星期了。她们中没人在昨天下午之前抵达牛津，也没人生病。你要我回去再问问巴特利吗？”

“恐怕没用。他神志不清，正胡言乱语呢。”

“我正试着给耶稣学院打电话，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巴特利的行踪。”

“很好，”玛丽说，“顺便问问他的房东，然后去睡会儿。我不想看到你累成这样。”她顿了下说：“又有六个病患入院了。”

“有来自南卡罗来纳的人吗？”

“没有，”玛丽说，“而且他们中没人可能和巴特利发生过接触，所以他依然是索引病例。科林还好吗？”

“他正在吃早饭。”丹沃斯答道，“他一切安好，别担心他。”

丹沃斯花了两个小时给芬奇列出的名单上标注了星号的号码打电话，又花了一个小时找到巴特利的住处。他的房东不在家，当丹沃斯回来时，芬奇坚持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日用品储备情况盘查。丹沃斯最后以承诺给国家卫生局打电话要求更多的厕纸供应，才从芬奇身边逃离开来，拖着脚步回到自己的房间，都已经下午一点半了。

科林蜷在靠窗座椅上，头枕着他的包，盖着一条旅行毛毯——它盖不住他的脚。丹沃斯从床脚拿了床毯子盖在他身上，然后在切斯特菲尔德的画像对面坐下来，脱下鞋子。

他累得没力气脱掉衣服了，但他知道自己要是穿着衣服上床睡觉肯定会后悔的——那是年轻人和没有患关节炎的人干的事。科林就算躺在硌人的扣子上，衣袖箍着胳膊，醒来的时候照样精神焕发。而他哪怕只要是忘了枕上柔软的枕头或是穿着衬衣就上床了，醒来的时候肯定会浑身僵硬，肌肉抽筋。

丹沃斯努力地从椅子里站起身来，手里仍然拿着鞋子，关了灯，然后走进卧室。他穿上睡衣，转身向床走去——它看上去无比诱人。

窗外几乎没有任何光亮，只有一种晦暗的灰色光线从纠结的、颜色更加深暗的灰色藤蔓间透进来。雨滴不断落在枯叶上，发出微弱的声响。我应该拉上窗帘的，丹沃斯想，但他太累了，根本爬不起来了。

他把手从被子下抽出来，看了看电子表盘上发光的数字。才两点钟。他醒来后要再给安德鲁斯打个电话，让他来解读定位数据，这样他们就能知道她所在的确切时空位置了。

巴特利说过，时滞量只有4个小时，而且他仔细检查了那个一年级实习生的坐标计算结果，都是对的，但是他还是想确认一下。吉尔克里斯特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就算采取了预防措施，事情也可能出错。今天发生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证明。

巴特利完成了所有的疫苗接种。科林的妈妈亲眼看着他安全地上了地铁。丹沃斯自己第一次传送到伦敦去的时候几乎回不来了，当时他们还采取了无数的预防措施。

那只是一次简单的往返传送，用以测试实时传送通道，只是去往30年前。丹沃斯只需要被传送到特拉法尔加广场，从查令十字街火车站搭乘地铁前往帕丁顿，然后搭乘十点四十八分的火车前往牛津，传送门会在那儿开启。他们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反复检查了跃迁网，研究了分析条形图（Analysis Bar Charting）和地铁时刻表，仔细检查了钱币上的日期。而当他赶到查令十字街火车站时，地铁站已经关门了。地铁售票厅的指示灯都灭了，入口处的木制十字转门前横着一道铁门。

丹沃斯把毯子拉上来盖着肩膀。许多事情都可能出错，那些人们甚至根本没想到的事情。科林的妈妈肯定从来没有想过她儿子搭乘的火车会在巴顿被拦下来，他们没人想过巴特利会突然一头晕倒在控制台前。

玛丽是对的，他想，自己和葛德森太太令人厌恶的相似。为了去中世纪，伊芙琳克服了许多困难。就算什么事情出错了，她自己也能处理好的。科林就没让检疫隔离这样的小事拦住自己。而那一次，自己最后也顺利地从伦敦返回了。当时他往关着的大门上狠狠锤了一下，然后返身跑上楼梯再次阅读告示，心里想着自己可能进错地方了。但他没进错，地铁晚上下班关门了，但入口处的钟显示的时间是九点一刻。“有个事故，”一个戴着顶脏兮兮的帽子，看上去邋里邋遢的男人告诉他，“所以他们暂时关闭了地铁，直到他们把现场清理干净。”

“可……可是我必须转乘巴克鲁线。”他张口结舌地说，但那个男人已经拖着脚步走开了。他站在那儿凝视着一片昏暗的车站，想不出来自己该怎么办。他没带足够的钱，所以不能坐出租车，而帕丁顿根本就在伦敦城的另一端。他没可能在十点四十八分及时赶到了。

“有杜松子酒吗，小子？”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年轻男人问他，那人的头发是绿色的，像鸡冠一样耸在头上。丹沃斯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那个年轻男人不怀好意地凑了近来。“帕丁顿”，这个词从他的唇齿间挤出来，像是老鼠发出的吱吱声。

那个朋克把手探进夹克的口袋，丹沃斯肯定他会拿出一把弹簧刀来，但他拿出的是一张皱巴巴的地铁票，然后他开始研究起背面的地图来。“你可以从维多利亚堤防站搭乘区域线或是环城线，沿着格瑞芬街走，然后左转。”

他一路狂奔，而当他赶到维多利亚堤防站时，他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售票机。

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女人帮了他，在售票机上输入了他的目的地和金额，然后向他示范怎样把票插进打孔处。他最终赶到了帕丁顿，时间还有剩余。

“难道中世纪就没有好心人了吗？”伊芙琳曾经这样问过他，当然，有的。带着弹簧刀和地铁路线图的年轻人从古到今都有，也有带着孩子的母亲、葛德森太太和拉提姆那样的人。当然，也有吉尔克里斯特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