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憎恶“唯唯诺诺的人”： 具备挑战的风格（第4/10页）

史迪威相信只要给予中国士兵适当的训练及领导，他们就能成为有效的战士。当他接管后，他发现士兵们不但挨饿、病弱，而且装备不足。多数的中国军官是有能力且正直的，高级军官才是问题的根源，因为贪污与腐化是这里运作的方式与途径。

美国给了蒋介石数百万美元的武器及信用贷款。在史迪威与蒋介石意见不同时，罗斯福总统及马歇尔将军都一致地支持他，因为罗斯福与马歇尔相信史迪威的领导将使中国军队变成能实际作战的部队，所以罗斯福甚至建议由史迪威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但因史迪威拒绝成为一位“唯唯诺诺的人”而激怒了蒋介石，他坚持史迪威必须被召回。最终，在 1944 年 10 月，史迪威返回美国。这个结果非常遗憾，因为史迪威非常了解中国士兵的内心想法，并能激励他们迸出智慧的火花，而这是中国军官做不到的。历史事实表明，他穿过缅甸丛林撤退，并领导中国军队占领米奇亚纳（Mykikyana）的行动是个战术计划与执行的杰出典范。

史迪威拒绝成为一位“唯唯诺诺的人”是其与蒋介石之间不睦的原因。蒋介石是位独裁者，身边被一群“唯唯诺诺的人”围绕着，同多数的独裁者一样。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平心而论，要蒋介石尝试允许一位仅短暂相识，对其知之甚少的外国军官来领导中国正规军的所有战斗，可能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话虽如此，但我后来发现，即使完全明确地授权给别人，他仍有方法有效地加以限制。这严重影响到中国的高层指挥，也加重了我赢得他们信任的负担。”蒋介石虽远在 2600 公里之外，但他经常干预，一再对史迪威指示该做些什么，“都是一些以支离破碎情报为基础的荒唐的战术观念。他认为他知道……每一件事，却又朝令夕改他的每一个行动主意……他不断干预我的权责……致命的问题是，军长与师长一直在做他们认为蒋介石要他们做的事，他们为什么要服从我？”

史迪威的性格可由他在 1942 年 4 月 1 日所写的评论中一见端倪：“蒋介石在中国掌权如此之久，周遭有那么多‘唯唯诺诺的人’，使得他误认为他绝不会失败。我唯一关心的是告诉他实情并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如果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做事，那就去它的。很显然，我没法与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阿谀奉承的寄生虫竞争。”

1942 年 6 月 7 日，史迪威在由重庆寄给他太太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呈了一份报告给老大（蒋介石），告诉他实情，但却因此冒犯了他。然而，就我所知，除了我以外，没人敢告诉他实情……我不在意其他人——就是尽我所能，其他则任其自然发展。”

有时候，官员公开发表意见后马上被制压可能是较好的。例如，马歇尔在 1945 年 10 月由陆军参谋长一职卸任后，由艾森豪威尔将军继任。劳顿·柯林斯得知艾森豪威尔即将指派他担任战争部情报处处长，他很生气地去见艾森豪威尔，希能“拦住该项委任”。柯林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与艾森豪威尔见面的经过：“将军友善地微笑着欢迎我，但我一开口表达我的来意，他表情丰富的脸随即皱眉蹙额。‘我听到您要让我担任战争部情报处处长的谣传，但我很想让您知道，我不想要该部门的任何职位。’当他的笑容很快变成怒容时，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补充说明：‘我想我的专长是指挥部队。’

“艾森豪威尔对我咆哮说：‘乔，过去两年来你一直在干什么？’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匆忙退出。第二天，1945 年 12 月 16 日，任命我担任战争部情报处处长的命令就发布了。”

艾森豪威尔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柯林斯是一位有性格、直来直往且开放的人。当时陆军在处理裁军及德国占领的问题上，一直饱受媒体与国会的批评。由于柯林斯的诚实公正，他与许多新闻媒体发展了很好的关系，但有时他会失去耐心。艾森豪威尔送柯林斯到欧洲去处理一些与负面舆论有关的事。

有位记者询问柯林斯是否认为美国人已清楚占领的复杂性，他的回答坚定且坦白，他用自己的风格表达说：

“不！”当再被问“为何不是”时，我说：“因为你们这些家伙把大部分时间全神贯注在丑闻上，而忽略了占领时期苏联与同盟国部队间将进行冷战的重点。”

我的声明被所有新闻通讯社报道，可以理解这会激起在德国的美国记者们的愤怒。因此，当我到达柏林时，他们已经准备好用尖锐的文笔攻击我。1946 年 8 月 19 日，我参加了柏林媒体俱乐部（Berlin Press Club）的一个不寻常的晚宴，出席者仅限该俱乐部的会员、我、还有我的一位助手。在用过一巡令人愉快的鸡尾酒及美食佳肴后，我受到柏林记者协会主席肯德尔·福斯（Kendal Foss）及其他人的攻击。他们表示，只要在我们的占领区内的军官与部属间有丑闻发生，就该被报刊报道。我同意这种报道是应该的，但我坚守立场，表示丑闻的报道量与陆军所表现的一般特质简直不成比例，并掩盖了占领区的真正问题。

最后有个人表达了他的观点，并说他某种程度上同意我所说的，但我应该与美国国内的一些编辑们谈一谈。他说早在数月之前，他就递交了有关我们与苏联之间难题的报告，至今没有回音，但当他写了一则怀孕护士的故事，立刻就收到了回应：“请送来更多相同的故事。”

我结束了讨论，并表明我这趟旅程的整个目标，是对我们的指挥官们强调，记者们在报刊中无法给出他们的实际表现应得的报道，这也许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我觉得我与柏林新闻界互谅互让地意见交换，对他们与我们的军官团都有好处。

这个任务与柯林斯在该职位上取得的成功，对他最后的成功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回顾起来，”他说，“虽然我当初抗拒担任情报处长，但假如我刻意选择某一职位，以锻炼自己成为陆军参谋长，我可能不会选到比这个更好的了。情报处长一职让我深入了解了国会、政府及陆军的情报关系，而这些我是无法从其他职务获得的。

“任职情报处长期间，我几乎每天见到艾森豪威尔，并私谊渐笃，这可由 1947 年秋的某一天他所告诉我的事情来说明，他想任命我当他的副手，这事完全出乎意料。我说，我当然很高兴，但我怀疑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想法可能不大相似，是否找不那么直言不讳的人当其副手会更好——我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完全没有考虑。所以 1947 年的 9 月 1 日，我成为了陆军的副参谋长。任职期间，我做到了让参谋长对他办公室的例行事务不用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