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第3/5页）

沈：我没看那些报纸，开会时我也是老是思想开小差。王仲良一讲，我才惊慌了，后来觉得真是运气。

上海分院的大鸣大放

熊：在韩非所讲的“禁奸”三层次中，反右派运动属于“禁言”层次。

沈：假如那时候我还在杭州，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为什么呢？“思想改造”之后全国实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医学院被归并到浙江医学院。有一天，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租了一辆三轮车到我家，给我一张聘书，希望我仍能留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实验生物所工作。如果我留在浙大医学院任教，大鸣大放时，对前面提到的公安跟踪我、扣我毕业证书之事，我肯定会提出意见。所以，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沈老师，如果那年你不离开浙江大学，百分之一百是右派分子。”

熊：相对于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的情况要好一点。

沈：在张劲夫、王仲良等人的保护下，科学院划的右派相对较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地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似乎没有高研人员被打成右派。我最讨厌那些告密、落井下石的人。可在政治运动时，那样的人相当多。在我的农村老家，即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也是不会干那种缺乏道德的事的。

熊：我读过一篇为柯庆施翻案的文章，说他对知识分子其实不错，理由是，在反右派运动时，他并没有把太多的科学家划为右派，他保护了那些科学家。

沈：柯庆施保护科学家？没那回事！黄鸣龙等人都是王仲良在柯庆施面前据理力争保下的，这件事情我知道。柯庆施当时就批评王仲良“右倾”，后来基于这个原因把他调离了科学院。

熊：请介绍一下上海分院大鸣大放时的情况。

沈：大鸣大放时，号召我们向党提意见。我很钦佩王仲良、李亚农等分院领导，对他们没有意见，不打算发言。我一个妹夫后来被定为右派，我遇到他后说：“共产党艰苦奋斗，争取新中国的成立，非常不容易，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应当全面考虑。”那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不想在公开场合去批评共产党。可有一些领导，如上海市科委的主任，老是鼓动我们发言，上海市还把高级知识分子召集到中苏友好大厦，专门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上，一些人提了意见。比如邹承鲁说：科学研究干部的分配不能乱点鸳鸯谱，应该让导师可以自由选择学生，让学生可以自己决定专业选择导师。我记得他是第三个发言的。第一个发言的是赵仲宽，第二个是吴茵（女），第四个是黄鸣龙，发言内容均登了报。结果吴茵被打成右派。若不是王仲良，黄鸣龙、邹承鲁等也肯定在劫难逃。

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开了几天，那几天我一直跟承鲁坐在一起。我们俩广泛交流了意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气，承鲁发言的那天下午，我恰巧发烧，没有去。如果我在，他肯定会说：我和老沈共同发言。那就糟糕了。

熊：大鸣大放时植物生理所内部发言踊跃吗？

沈：有一个叫林吉强的在大礼堂发了言，我去听了。植物生理所的某位高研说他以前在北京农学院工作时认识林吉强，在上海林曾试图发展他参加民盟，叫他不要接近共产党，说共产党员是唯唯诺诺的。这样一揭发，那还有好的，林当然就成了右派。哎呀，对于这样的人，我……（摇头）

熊：那个年代鼓励告密、要求告密。朋友之间私下聊天，可能一扭头就被报告给了组织。

沈：本来不想发言，想方设法鼓动你发言，声称不发言就是犯错误，结果你在鼓动之下发了言，又来个“引蛇出洞”，治你的罪。对此我极不理解，很有意见。

我也干了“荒谬”的事情

熊：反右派运动让知识分子们不再敢讲实话，为“大跃进”运动扫清了道路。

沈：“大跃进”时，我也干了很多荒谬的事情。我记得先是由王仲良带我们到江苏等地去参观。

熊：我听邹承鲁先生谈过此事。您相信那些亩产万斤的“卫星”吗？

沈：不相信。当时我父母同我住在一起，他们绝对不信那些东西。我父亲还算过，几万斤的亩产，平摊到地里会堆多高，那怎么可能呢！尽管不信，我们还得向农民学习，也提一些大的课题，放科学“卫星”。不提过不了关啊！

熊：你们提了哪些宏大课题？

沈：殷（宏章）先生从德国的一个资料上看到，通过某种酵母，可以从稻草中提取油。我们就夸大其词，放了个稻草变油的“卫星”。真是笑死人了、羞死人了。

熊：那时候大家都提这类宏大目标。你们提的时候，想没想过其不利影响？

沈：没怎么想，当时关心的主要是自己怎么过关。

熊：有人批评那些豪言壮语了吗？

沈：罗宗洛先生说了。他在相当公开的场合声称，他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结果很快即遭到全所开大会批判。他这个人骨头很硬，从“思想改造”运动起就一直遭批判，可还是敢说话。

广州会议让知识分子热泪盈眶

熊：与“大跃进”运动接踵而来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沈：那时候真是非常困难。我的江苏吴江老家饿死了人，而我的家人因吃不饱饭，也出现了浮肿现象。记得那时候我到苏联去了，我母亲就在家旁边种了点豆子，贴补一下。

熊：您于1959年回国，随后的1960年、1961年国家也极困难，您怎么过呢？

沈：因为营养不好，我患了严重的肝炎，经常住医院。那个时候，我家是这个院子里最清苦的三户人家之一。

熊：回国之后，您就主持新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的工作，听说你们那时候工作是十分勤奋的，常常深夜才归。

沈：主要受加州理工风气的影响，我养成了勤奋工作的习惯，一直认为科学家是没有什么业余时间的，而且，为了工作，我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过问。那时候我有几个好的学生，所做工作也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所以抓得很紧。那时候李亚农经常来看我。有一天，他对我说，有研究生到他那儿告状，说我要求得太严了。他一方面告诉我这件事，另一方面又要我别太在意。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常常工作得很晚，有人批评他煤油用得太多，他一度不高兴。后来他哥哥跟他讲，那只是小节，不要在意。我比较幸运，碰到的几个领导，李亚农啊、王仲良啊，都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可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