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第6/9页）

宣传局成立以后，科学家反应很大，说这个局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又把它撤销了，《科学通报》还归学术秘书处，而我则被调去当资料室副主任，李海走了嘛。当时张明远的想法是把资料室变成政策研究室，他很看重我，所以把我调去。我觉得室内人手不够，就提名把上海的黎功德调来。黎功德的年龄比我大，他曾经是中央研究院的助理员——我以为他是助理研究员，就推荐他当主任，实际上助理员只相当于研究实习员，而他入党也比我晚——我比较客气，就推荐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不过，张明远对我还是比较信任。党内我还是支部委员，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起草学部大会报告，跟郭院长、张劲夫到各个所去考察，都是我跟着去。对我还是比较重用。

到反右的时候，因为许良英出了问题，而我们都是浙大来的，是所谓的“浙大帮”，就让我揭发他，跟他划清界限。可我揭发不出什么事情来，就开始批判我，后来把我挂起来，最后在定案时把我定成右派。

熊：您没有右派言论？

范：没有多少言论。我那个时候很老实，就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另外，我跟管绍淳要好，他后来把我晚上在宿舍聊天时说的一些话，譬如“毛主席也可以批评嘛”等等，都揭发了出来。这些私下的闲聊本来没什么，可整你时就成了罪状。张明远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认为我不够当右派，在批判我的会议上还一直称我为“范岱年同志”，在党内研究时，不同意定我为右派，结果，“包庇右派分子范岱年”成了他的一条“罪名”。1959年他带科学院劳动锻炼的一个大队到安徽来安县。他看到那边农民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吃饭不要钱，到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就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农村情况。结果正好批彭德怀，把他也调回来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把他的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也给撤了，调到中关村的劳动生产办公室任主任，负责供应科学家的副食和蔬菜等。他大概有一些老部下在内蒙古，就利用那些老关系，搞了好多黄羊肉来给科学家吃。这人品质很好，到那里之后依然勤勤恳恳。我都不知道他为了我而担了“包庇右派分子”这一条“罪状”，直到1979年我改正以后，他这一条“罪名”才撤掉。1979年他恢复原来的级别，当上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撰写回忆录和革命史，直到1998年逝世。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

熊：有一丁点过失就抹杀以往的功劳，加以批斗，不揭发、不顺从就定为同谋、同罪……

范：朱兆祥本来在“科普”工作，后来调到力学所去了。为什么到力学所去呢？是因为钱学森回来，需要一个很强的干部辅助。朱兆祥在浙大时学的是土木工程，成绩很好，他又是党员，所以把他调去做钱学森的助手。他到广州把钱学森迎接回来，帮助钱学森建立力学所，他在所里做办公室主任，工作得本来蛮好的，但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反党分子不是右派，还可以教书。朱兆祥后来就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教爆炸力学，教得很不错。改革开放后，张劲夫有一次碰到朱兆祥，跟他道歉，说“反右”时把他打成反党分子，把浙大的一批人划成右派，实在抱歉。他说自己实在是保护不了。他保了一批科学家，像华罗庚、童第周什么的，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他保不了。

熊：过兴先是许良英调过来的吗？

范：可能有点关系。过兴先在生物学部，我跟他在工作上没什么联系。他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稳重。任知恕跟我是很密切的。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天，任知恕、我，还有管绍淳，三个单身汉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处逛。那个时候我在《科学通报》常有点稿费，所以我经常请他们吃午饭，北京好多的小馆子都去过。管绍淳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我从《科学通报》到宣传处，然后又到资料室。他这个人也很冲，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大字报“三问党中央”，问“到底肃反有没有扩大化”什么的。当时办公厅就有一个姓魏的干部贴大字报批判管绍淳的“右派言论”。记得那时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完。我们资料室的人都同情管绍淳，就起草了一个大字报，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批评，但不要随便给人扣右派的帽子。张明远对管绍淳比较了解，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把大字报贴了出去。后来，这成了我的“罪状”，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再后来，还让管绍淳揭发我。他问我：“我写什么呢？”我说：“你什么都可以写。”结果，他把我们在宿舍里面聊天的东西都写了出来。

熊：哦，那个时候要把您打成右派，要求他揭发您？

范：他先出事。影响我的命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管绍淳。管是跟我走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个机关，住一个宿舍。结果，他贴出了“三问党中央”的大字报，按当时的标准是够右派了，后来就批判他。还让他揭发别人。

熊：在揭发前，他还征求您的意见？

范：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揭发，他就把我私下聊天的内容给揭发了。最后，他是右派第六类，我是第五类。右派一共被分为六类。第一、二类属极右，处分是劳动改造。许良英是第二类，被安排去北大荒，他当时患有关节炎，腰都直不起来，到北大荒去肯定活不了。如果不去的话就退职回家，结果他就退职回老家了。王来棣在近代史所本来颇受信任，因为不能跟许良英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临近生产的孩子胎死腹中。我是第五类，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我原来是副处15级，后来降到科级18级，工资从126块降到89块。管绍淳是第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不做右派处理的意思。管绍淳不能在办公厅工作了，被分配到新疆土壤研究所。结果1979年改正的时候，他不能改正，不能从新疆回北京，因为没把他按右派处分，只是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留在了新疆，直到他女儿在北京找到工作、买了房子，他才被接回来。任知恕在公安局工作过，他比较谨慎，一个是说话谨慎，另外一个是让他交代时他也不乱说，所以抓不住他什么把柄，再加上郁文比较欣赏他，他就被保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