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第5/9页）

熊：钱三强那么忙，还每个月都给您交思想汇报？

范：头几个月他还是交思想汇报的，后来忙，也就不交了。我这个人不那么跋扈，对钱三强还是比较尊重的。

熊：您手头还有钱三强的思想汇报吗？您是怎么找他谈话的呢？

范：不能保留，思想汇报材料都要交上去。当时我主要对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习气提出批评，说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熊：入党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可许先生在入党仪式上那么批评钱三强，钱三强服气吗？

范：要入党总得挨批，过关嘛。

熊：是不是心里面未必服气？

范：他知道要入党就得挨批，那只是个形式。当时的基调是，知识分子入党是叛变自己出身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入党时是要给你来个下马威的。周恩来做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时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要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要过家庭关。

熊：后来钱三强与许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范：还可以。钱三强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陈康白。陈是老革命，原来学工的，很早就到延安了。他曾给毛主席提过建议，说应该修一条从延安到太原的铁路。后来有人批评他说，那不是修路让敌人进来吗？他还有一个笑话。抗战胜利后，王震带部队南下，到了一个地方，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挡住了，冲不过去。陈康白就献计。献了一个什么计呢？他说：拿一张八仙桌，上面铺上棉被，泼水浇透，抓住四条腿，推着桌子往前走，机枪子弹就打不透了。王震说：好啊，那明天你就来试吧。陈康白一晚上没有睡好觉。还好，王震是开玩笑，第二天没有打仗，就把部队给撤走了。这是陈康白亲口跟我们讲的。

熊：他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计策呢？

范：他没有讲。他只说自己献过这样的计。

许良英遭批

范：陈康白任秘书长后不久，东北分院的武衡也调过来了，任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在一二·九运动中到达解放区，后来当过嫩江省的工业厅厅长、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他是个抓权的人，而且他是老党员，钱三强是新党员。许良英是个只认死理、不计利害、不讲情面的人，他不管武衡的身份，在支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武衡。武衡心里不高兴，可在组织上也没有办法——虽然他是副秘书长，可许却是他所在支部的书记。1955年开始反胡风、肃反，他就猛批许良英，许最终被停职反省。

事情是这样的，许良英曾介绍方然入党，而方然是胡风的朋友。后来方然去了杭州，在杭州的安徽中学当校长。解放后，他找到杭州的青委书记周力行，提出要入党，周力行同方然在重庆认识，同意介绍他入党。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方然只认识周力行，周力行就要时任党工科科长的许良英充当另一个介绍人。周力行不但是许良英的上级，还是许良英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入党时的介绍人。许良英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就遵命当了方然的介绍人。许良英跟方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方然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不久，反胡风运动演变为肃反运动。武衡追问许良英：你怎么把胡风分子介绍入党？猛批许良英。我说我是知情人，当时是怎么个情况，许良英跟方然没有关系。结果，让我靠边站，虽然我是组织委员，研究批斗许良英的会不让我参加。那一次，许良英被斗得很厉害，虽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仍让他停职反省。一年后审查结果出来，承认他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可他感情已受到伤害，不愿意再留在院部了。

张明远这人品质很好

范：那个时候，办公厅还有一个副主任叫张明远。张明远可是个高级干部。他1925年入党，1926年曾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30年，他在天津监狱参加了彭真（傅懋恭）领导的狱中斗争。1953年，他是东北局的副书记，被不明不白地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所谓“五虎将”之一，然后被免职。一般的机构都不敢要他。张稼夫大概了解他，说他有能力，就于1955年初把他调到科学院的办公厅当副主任，还是“代副主任”。他来之前，国家机关党委跟我们支部打招呼，说他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让我们好好监督他。所以，头一次过支部生活，张明远就说：“我犯了错误，希望大家帮助。”当然他对错误说得比较轻。后来许良英停职反省了，武衡就让张明远来管《科学通报》。因为杂志社只有我一个党员，所以社论和政策性的问题都归我管。我和张明远合作得很好，因为即使他犯过错误，我还是尊重他的。

我与他合作起草过一份给中央的报告。1956年张稼夫调走，张劲夫来，办移交的时候正值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当时科学院的笔杆子是汪志华，代党组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什么的，历来是他的工作。可此时他被调去制定远景规划了。后来院党组就让张明远和我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把过去的情况总结一下，对今后的工作提几条建议。因为我学自然科学的，对科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张明远是领导干部，对如何写这类文件是有经验的。我们对科学院的学科做了分析，哪些我们比较强，跟国际水平比较接近；哪些比较薄弱；还有一类是空白的，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然后，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譬如建立学部委员制什么的。

熊：这是一个给中央提建议的报告？

范：就是张稼夫向张劲夫移交工作，并对以后如何施政所提的一些方针和建议。虽然我比较熟悉情况，但由于起草党内文件的经验很少，所以我写得有些松散，张明远一改就显得提纲挈领，紧凑多了。后来中宣部罗劲柏等看了之后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张明远很看重我。1956年，科学院成立宣传局，让我去做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后来宣传局撤销，张明远就调我去办公厅资料室，接替原资料室主任李海的工作。

熊：科学院还成立过宣传局这么一个机构？

范：当时学习苏联，搞体制改革，看到苏联科学院有个报道局，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宣传局，把本来归学术秘书处管的《科学通报》编辑室放到宣传局，另外再成立一个宣传处。该局局长叫姜什么，后来调到社科院去了。我带着管绍淳到了宣传处，由我任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