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3/8页）

学部办公室本由过兴先等学术秘书领导，他们都是资深科学家和称职的管理干部。1957年“反右”后，院党组派了专职的党政干部来做学部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不但管我们这些办公室内的科员，还管学术秘书。他们的行政级别比学术秘书低，可从党内讲，他们是支部书记，又管学术秘书。据我所知，这几位办公室主任几乎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1959年“反右倾”后，院党组又派了张庆林等党员干部来做专职的学部副主任，他们也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

张劲夫上任后，还跟上面要了大批党员干部，让他们去研究所当副所长兼党的负责人——当时党员少，可能有的还不是党委书记，只是党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如动物所的刘矫非、昆虫所的赵星三、微生物所的林一夫、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这些人的权力基本都凌驾于科学家所长之上。不是说这些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老干部一定不行，只要他们尊重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诚以待人，也会受所里科技人员的欢迎。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不是至今还受科技人员怀念吗？可王仲良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派到所里的外行老干部都跟科学家所长、副所长以及一些科技人员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张劲夫的前述举措，可能都是“反右”运动的后果。“鸣放”时，有人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认为不宜事无巨细均由党来领导，在科技人员中引发强烈共鸣。高层领导把这些话视为右派言论。而且还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反对党领导一切，我就要搞“党的绝对领导”。张劲夫等贯彻这种精神，通过前述方式，在科学院内，在学部及其所属研究所，从上到下，派了大量外行党员干部去掌权，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其结果如何呢？我跟你讲讲那几年我在生物学部经手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端倪了。

（一）鼓动大家提宏大课题，放“科学卫星”

1958年5月，经院党组推动，各学部开始搞“跃进大会”。先是数理化学部开了两天会，技术科学部开了一天会，然后，生物学部、地学部于5月14日、16日开了两天会。数理化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抓的，生物学部、地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抓的，都是鼓动大家以相互挑战、应战，也即打擂台的方式提更大的目标。最后，物理所、地球物理所、植物所等机构的科技人员提出了诸如“人造小太阳”；“融化高山的冰雪灌概荒漠”；“修好引洮工程，把黄土高原变成绿洲”；“在三年内消灭稻虫”；“在一年至三年内解决小麦锈病、稻瘟病等十多种农作物严重病害”之类气魄宏伟的畅想。分学部开完之后，6月3日、5日，院党组又将北京地区四个自然科学学部所属单位合到一块，开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跃进大会。各单位的代表上台点名，我们的指标是多少，你们研究所敢不敢应战？相比5月份，6月份的跃进指标又有所提升。大家通宵达旦苦干，于7月初搞了个“七一献礼”，宣称仅科学院北京各所就有170项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7月14日，院党组给中央打报告——《关于自然科学大跃进情况向中央的一个报告》，提出科学技术要在十年内超过美国。从10月5日起，举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向公众展示“大跃进”运动以来科学院的“成果”或设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周恩来、陈毅都去参观过。这是各个学部分头筹备的，分几个馆，第一个馆是数理化方面的，第二个馆是技术科学方面的，第三个馆是生物学、地学方面的，第四个是绝密馆。老宋（宋振能）是生物学馆的馆长。展览哪些成果，以什么方式准备展品，都是我们集体讨论的。

（二）和农民竞赛放高产卫星

不仅要和院内单位竞赛，我们还需跟农民打擂台。1958年7月1日，张劲夫在院党代会上讲话，坐在台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代表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也要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7月5日至9日，生物学部有关负责人、科学家应邀参加了有关座谈会。经和农民进行指标大战，我们决定种亩产5万斤的小麦、亩产6万斤的水稻。然后，我们按照部队的做法，三班倒，采取深耕（有的深达一丈）、密植（有的播种量高达460斤/亩）、高施肥（有的粪肥施用量高达60万斤/亩）、白天鼓风、晚上用电灯增加光照等方式来开展试验。就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的农场进行。这些傻事笨事，现在想起来还感觉又可气又可笑。我有专文介绍此事，就不在此多说了。

跃进大会上各单位不是提出了一些宏伟目标吗，那些目标也不是说说就完了，也得具体实施，院党组还要求用新人，用新办法，因为“资产阶级专家”所用的“迷信洋人”、“冷冷清清”的老办法是肯定达不到那种目标的。不少党员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上级的指示。譬如，昆虫所的赵星三就把按学科组织的研究室全给撤销了，改将全所按虫害的种类分成四个组，由研究实习员当组长，大科学家当组员。再如，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让全所三分之二的研究技术人员下农村，以向农民学习并系统总结其丰产经验。因人员大多已经出去，该所新落成的五层实验大楼被无偿送给了别的单位。

（三）研究粮食综合利用的问题

1958年8月4日，在听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虚报后，毛泽东指示：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指示被聂荣臻迅速传达给科学院党组。8月6日晚，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毛泽东的指示。虽然杜润生和一些科学家对粮食亩产万斤有无可能存在疑虑，但在略作迟疑之后，这个指示还是于8月下旬以紧急任务的方式下达给位于长春的应化所，位于大连的石油所（现大连化物所），位于北京的化学所，位于上海的有机所、生化所、植生所等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他们立即停止一部分研究课题，抽调一批研究技术人员，于8月25日同时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

（四）建立基点，总结农业丰产经验

1958年9月，院党组在北京开了个规模很大的总结农业丰产经验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二十几个农业高产地设立基点，每个点有几个人去蹲点。去的人以学植物、土壤的人为主，也有学微生物、昆虫的。植物生理所有不少人去了基点。当时的口号是“五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所以，去基点的人很辛苦，连书也没有时间读。我去湖北孝感和河南长葛等基点看过，一是了解相关人员的在生活上有何需求；二是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到了那里之后，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每亩几千斤、几万斤的粮食产出，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不过是并田加称量作伪的结果而已。这些信息是基点的同志告诉我的，尽管他们对我未必熟悉，但毕竟我是院部去的人，他们对我并不隐瞒，因为这些信息在老百姓中间也都是公开的秘密。也有苏联、匈牙利等兄弟国家的人去那些地方参观过高产田。《科学简讯》反映了这些外国人的反应。他们有的赞扬中国人了不起，有的戳穿假象说了真话。《科学简讯》是科学院办的面向高层的内部刊物，主要是给省部级以上领导看的，我是后来才看到。基点坚持了几年，大概到1961年初，点上的人陆续才撤回来。既然那些高产都是虚报的，所以，他们那几年的时间基本是白白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