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4/8页）

（五）让土专家进科学院当研究员

1958年5月，为了论证毛泽东反复阐述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把白蚁防治土专家李始美等树为“我们党培养出来的新型科学家”的典型。昆虫所赵星三出主意，要让李始美进所当研究员。这是一个违反制度的建议，因为当时科学院提副研究员、研究员是十分慎重的，需要先由研究所通过，再报学部审核。昆虫所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拿研究员的职称来表彰土专家。赵星三就去院党组告昆虫所正副所长、生物学部学术秘书过兴先和竺可桢副院长的状，说他们阻挠李始美进昆虫所。裴丽生立即批评昆虫所，把这说成是一个政治问题。没办法，昆虫所重新开会，同意李始美做昆虫所的研究员；之后报学部，学部不得不表示同意；再报院务会议讨论，院务会议也通过了。7月，中国科学院以郭沫若院长的名义向李始美颁发了研究员聘书，还决定由昆虫所在广州为李始美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站。

（六）编辑《十年来的中国科学》

这是一个献礼项目，是中宣部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布置下来的，要求总结10年来中国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具体交给科学出版社来做。科学出版社推脱说，他们可以承担最后的出版工作，但对前面的组织工作无能为力。院党组就让学部介入，然后就由各学部分头组织、审查稿件。各个学科的册子都以某位研究所的所长为主编。他们再组织一些著名科学家就中国科学家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写学科文献综述。我们负责跑腿。由于撰稿人、审稿人都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沟通、协调起来并不容易，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总算在规定时间（1959年10月）前交了四册生物学方面的稿件、一册心理学的稿件。但后来这些书并没有如期出版，而且所用的纸张质量很差。

（七）在学部大会中“掺沙子”

原本规定两年增补一次学部委员，召开一次学部大会，结果，1957年后，没再增补学部委员，而学部大会，也就1960年4月还召开了一次，以后再没召开。在第三次学部大会上，还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会议邀请了29位工农劳动模范，以及一些研究实习员代表出席，这实际是“文革”中工农兵进科研单位“掺沙子”的雏形。这些人所宣称的一些成果明显是假的。譬如，某位沈姓研究实习员在发言中用很大篇幅歌颂“超声波化运动”，说他们所过去分析一个什么东西要几天，现在用超声波，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举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东西都是经不起检验的。回想起来，这次学部大会把许多不严谨的、还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作为“成果”给提了出来，这在世界科学史上恐怕是很少见的。

（八）“大兵团作战”和“超声波化运动”

开完第三次学部大会，张劲夫、杜润生不经学部论证，在上海分院督促王仲良发动“大兵团作战”，抽调5个研究所的300多研究人员以两班倒、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开展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结果加班加点几个月仍未达到目标，不但造成很大的浪费，还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回到北京后，他们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国家科委现场会议的精神，开展了“以超声波化为纲的五化、三无、一创运动”。他们下了军令状，要求北京地区科学院的所有机构，从1960年5月18日起，不管需不需要，都停止一切手头工作，按照他们的说法用40天的时间来改变面貌。这是“全民全党办科学”的一个例子。他们抓得很紧，天天听汇报，哪个单位动得不够得力，马上就批评。我们生物学部虽然也挺努力，但还是隔几天就挨他们一次批。高压底下出浮夸，各单位都虚报。作为运动办公室的办事人员，有时我要去所里核实情况。在适当场合，有些业务处的同志对我摇头，我也对他摇头，但他不得不报，而我则不得不写。6月底，在耗费了许多人力、财力、物力之后，这个运动不了了之。

“超声波化运动”结束后，张劲夫多次在全院大会上讲话，点名生物学部要补物理学、化学、新技术课。为了“翻身”，我们组织了一个微波学习班，请电子所的人开课，要求生物学部每个直属研究所派两个人来学习。结果大家来北京后，生活上、学习上都很艰苦，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的一个女学员还突然精神分裂……种种棘手事情，弄得我焦头烂额。

（九）研究和推广代食品

停下“超声波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粮食供应也变得很匮乏，大家都很饿，国家要求科学院承担代食品研究和推广的紧急任务。1960年6月26日，院党组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生物学部所属17个研究所和其他学部所属6个研究所的党员副所长、科学家60余人参加。然后，我有大约一年时间把大部分精力投在这项工作上。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反右派运动之后至1960年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前，学部（尤其是生物学部）的大致工作情况。大概除了编辑《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研究和推广代食品比较正面外，其他工作都是党组成员或更高层瞎指挥的产物，负面作用很大。张稼夫将“行政领导”初步改成“学术领导”，而张劲夫则将其拉回到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老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期间，他在“两弹”研制、“四大紧急措施”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此同时，他在非军工领域也犯了很多错误。

张劲夫信任、尊重科学家？1957年反右以后，至少从张劲夫的说话口气和报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把学部委员归入了资产阶级阵营。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比别的领导干部要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太多。在反右运动中，他确实保护了一部分资深科学家，但并没有从言论自由、依法治国的角度来陈述理由，而只是说向科学进军需要科学家。很可能当时在内心深处，他也只是把科学家当成“工具”。别的一些老干部把科学家、知识分子当成缺点很大、可有可无的“工具”，他则把后者当成必不可少的“工具”。到“文革”时，张劲夫这种人被打倒，知识分子更是被推到了做工具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不过，和其他老干部相比，张劲夫、杜润生有一个突出的长处：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并能“吃一堑长一智”，从错误中学到教训，提升自己。这突出反映在1961年他们参与制订《科学十四条》，并在1962年广州会议主动、公开道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