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士兵(第2/4页)

表1-11 第三编遣区警卫旅士兵年龄调查表(1930)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5—96页。

表1-12 第十四军士兵年龄统计表(1945)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5页。

在一些地方部队(如刘汝明、孙连仲和丁治磐的部队),老兵颇多,班长职位多由其担任,很受士兵的敬重,称之为“头目”。由于老兵对于部队战力的发挥十分重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部队战力的高低每与其老兵的多寡呈正比。如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三军,自七七事变开始,至缅北畹丁与驻印军会师,直至1947年调至东北“剿共”时,尚有半数以上是老兵,[89]在当时是罕见的情形。

最后,拟再就各阶层军官的素质及行为模式,略作比较。1942年5月26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谒见蒋委员长,并提出一份改革国军的计划。计划中认为国军应精简编制,配赋充分的武器装备;更换无效率的高级指挥官,并充分授权不加遥制云云。观其内容,实未超出战前德国军事顾问建议之外。事实上,当时中国部分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在战时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自不能立即施行。[9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在计划中曾对国军的各阶层,作了概括性的观察。他指出,国军一般士兵温驯、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他认为以上各阶层如要汰弱擢强,将不是难事,且可提高士气。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详见上节)。[91]如前所述,蒋介石本人也曾多次公开指称国军干部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阶级职务的高低成反比。二人的目的虽然均在指责高级将领,但是也可看出中、下级军官的表现,相对之下要较高级军官为佳。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则认为战时低级军官的表现比过去进步,主要是由于战前国军设立的一些兵科学校水准颇高所致:

“国军”为低级军官设立了许多极佳的(excellent)学校(包括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机械化学校),有助于培养较佳的军官。接替Maddocks参谋长职务的McClure将军,曾有报告称低级军官已大有进步,尤其是连长阶层,因此他对我们所计划的战斗行动,抱持最乐观的态度。一个好的连长可以带着一个平庸的师长向前推进。[92]

笔者认为,造成各阶层军官素质及表现上差异的因素,除了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品质的好坏外,更重要的是所受升迁、奖惩等人事制度激励或约束作用的大小,这即是笔者接下来所要讨论的内容。


[1]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编者印行,1936。

[2]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66.

[3]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66.

[4]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1990,第284—285页。

[5]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175页。

[6]《审核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报告书》(油印本),1941,第12页,档号769/2217,收于军令部档案。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9页。

[8]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230.

[9]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47.

[10]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153. 军界人士指出,抗战中各大、小战役,军、师长所居位置,通常为距火线5—6华里,约为敌军山野炮的射程之外;集团军总部通常设于距火线19—20华里处;至于战区司令长官部,则通常设于距战场200—300华里的重要城镇。参阅1993年1月7日胡静如先生与笔者私人通信。

[11]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p.325.

[12]蒋介石:《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68—69页。

[13]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4,第72—73页。

[1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第539页;朱浤源、张瑞德访问,潘光哲、蔡说丽纪录:《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稿本)。关于日本将领的优缺点,另可参阅Alvin D.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llan R.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pp.36-38.

[15]蒋介石:《委座手谕》,《万安军事会议要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未注出版时间,第15页;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第2页。

[16]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八年度最高幕会议汇编》,编者印行,未注明出版时间,第95页。

[17]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50-151.

[18]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毛笔原件),1942,档号769/2220,第14—1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8—19、38页。

[20]蒋介石:《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8,第208页。蒋委员长对于俄国顾问的批评,曾指示“应该切实接受,应该如何积极反省与改革。以后我们对于团以上司令部的人事与业务,特别要加强、要整顿,图上作业和沙盘作业,以及指挥所演习与勤务演习,一定耍切实注重。尤其是陆大,格外要注重实兵指挥演习。这一点,希望军令部与军训部以后要特别注意,督促改进”。

[21]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参谋人员中,出身陆大正则班、特别班者所占比例为:1939年9月为12.1%,1940年12月为10.6%,1944年9月为19.0%。参阅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统计图表》图1,1939,档号769/3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令部档案;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图4,1944,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