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滞京一年（第2/5页）

冯先生从天津回京，闷不作声，他有拿不起放不下之苦。国民军要抵挡撤回的直军，周旋进关的奉军和伺隙的皖系。杨村之战，以为一举可以得手，所部资格最老的张之江、李鸣钟连战都未成功，轮到新进的韩复榘始打通天津，战斗力需要再自估计。国民军三军各有弱点，而二、三两军为其累多而助少；二军的纪律与欲望尤可议。对方乘其弱点，弄得国民军本身秩序渐乱。

宴请摄阁同人一事，经冯同意约定了日期，在城内旃檀寺冯的司令部举行，本不过一种人情终始之意。不料及期客到而主人不在，膺白不得已设辞代为作东。隔日接冯来信如下：

昨晚本拟敬备薄酌，借谈衷曲，只以行色匆匆，竟至不果，不情之处，当蒙鉴谅。弟于昨晚八时安抵天台山，觉目旷神怡，有迥出尘寰之概，至为畅适。此间已为吾兄扫除房舍，敬候驾临，即请惠然莅止，共领山林乐趣也。（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台山平常写作天泰山，在北京西郊，山不甚高，可以步行而上。一座小小佛寺有二三十间房，老和尚之外只一两个小和尚，冯大概本与相识。我们体谅得到他说不出的委屈和苦衷，故不告而别忽然到此。膺白在城里亦甚不自在，遂应邀到山做客。我只去过两次，不是给膺白送应用衣服和药品，即是去接他回家，每次都只一宿。我极力避免参与他们的事，即以前膺白与之通电是我起草之事，亦未说出。我第一次到天泰山，冯太太尚在天津，她是婚后第一次生产，在战前已搬家到津的。所以上次冯的去津，大家以为他是回家，不想他去参与会议。在山与冯先生共餐，满桌都是素菜，每人一碗面条，面色灰黑，白水煮，上浇麻油，我和膺白向不择食，对此亦殊难下咽。有一盆白菜，带点酸辣，冯连连让客说：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我佩服他的刻苦，亦甚同情膺白的做客生活。我第二次去时，冯太太已经分娩满月，带着孩子们到山，除新生之女孩，另外的是前房所出。这次的菜与前不同，仍是素食，而干净可口。素食当是守庙里规矩，厨子或由自带了。我和冯太太谈话之际，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进来问曰：“娘，我现在可以去扫地不？”冯太太答应说可以，她拿了扫帚出到院外游玩。冯太太告诉我，冯先生治家很严，要孩子们记苦，与儿女共饭，常常问：你爷爷做什么的？答木匠。你爸爸呢？答当兵。以勤苦教育儿女，故孩子们以工作为玩意。又说冯先生幼年没机会上学，故渴慕读书，看书往往到深夜。一次她见膺白穿件蓝布袍子说：“黄先生亦那么俭？”我说：“他一向喜欢如此，不是向冯先生学，他穿绸的时候很多。”一次我听说他们有出国之议，还贡献意见：多用丝绸，提倡国货。

膺白在天泰山住到冯氏全家往张家口，一日清晨主人到客人门口辞行，客人反而送主人走。这是膺白第一次在本国的山居生活，从此他对山发生更多情意，山亦屡次给他无言的慰藉。在北京时，我们租住香山的玉华山庄，回南方后，我们差不多以莫干山为家。

这时最不幸的一件事是中山先生北来中途即病，是一不治之症，国家正需要他，而延年乏术。国民军之起，事先与南方无接洽，事后欢迎中山先生北来，不但中山先生，所有革命同志均欢迎。这个意思膺白和冯焕章、胡笠僧、孙禹行都一致相同，三军如此，摄阁亦然，电请李协和先生参加摄阁是李晓垣先生向膺白提议的。

膺白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他不赞成以人为中心，以宗旨为教条。吾人受圣庙教育千年，不能尽量发挥个人天赋之本能，已大违孔子“自强不息”“举一反三”真义，岂可民国之民而先入为主，强以相从。他不以革命为换一朝代，主张相忍为治，以成绩博取民意。他始终爱护国民党，然与国民党以外的人亦多为友，尊重各人对国家的意见，他甚至希望中国暂时不要有党。

他对联俄、容共和党都怀疑，但那时若叫他投票举一治理中国的元首，他定投中山先生的票。中山先生是对建设中国有抱负，对国际有认识的人。我们同情中山先生颠沛数十年，年事日高，未尝一日能施展其抱负的情怀，亦了解其视国事日非的焦急。民国以来，论事务，膺白是较与克强先生接近的，然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眼光，深表敬意。民国七八年之际，膺白几次到上海印书，每次必到莫利爱路拜访中山先生。民八（一九一九）的除夕，中山先生知膺白一人在旅馆，邀他到寓度岁，席间有沈剑侯（定一）君与膺白辩论，几至争执，饭后中山先生请到书房看他的著作，以改变话题。后来有吴承斋君传说，此日膺白走后，中山先生曾对同志言：膺白到北方出于他的指示，又说：膺白还是个革命党。这实是十分的好意，而膺白对吴承斋说：他的住处和工作是自己选择的。

民九（一九二〇）以后我们出国，民十一（一九二二）回来即到北京，没有再到南方，无缘再见中山先生。西南的情形和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一段经过，膺白都不熟悉。他总觉得以中山先生这么一个爱国者，如果给他顺手一点，有个机会如意稍展其抱负，在他自己负责时，有疏忽处可能提防得早，改正得快些顺些，并且拉回一批党内意志游移的分子和爱国的青年来。这个责任后来交给蒋先生就难得多了。在这一线希望之际，中山先生突然去世，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大不幸，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我这话似乎事后言之容易，稍为盱衡当时大势的人应有同感的。民十四（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惨案后，章太炎先生来信以中山先生之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为人心之所同，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同志：改革以来倏逾半岁，时局犹昔而外患又起。昨者彭凌霄来，快睹手书，并及厚贶，因知北方近状。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专论沪汉，推开广州（两政府本不相涉），则交涉可以胜利。但恐当局借交涉为延寿之术，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此则但有消极主张而不有积极为国家计，则牺牲数十命，耗弃千万钱，皆付之虚牝矣。闻兄不肯就外交委员，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骑虎之势，无法苟全也。属书两纸，此种高丽笺想是中国仿造，不甚吃墨，为书一纸，并以旧书宣纸屏幅相饷，其语亦正与君合也。章炳麟顿首（十四年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