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滞京一年（第4/5页）

日前大驾枉顾香山，畅谈甚快。国宪起草一事，彼此为极诚恳之交换意见，备承眷注，心感无涯。别后独居深念，考虑再三，实为时间精力所不许，未敢贸然从命。所有前上执政请辞国宪起草委员一书，务恳即日代呈，幸勿再予延搁，以免旷职之愆。夙叨雅爱，谅荷鉴原。异日追随骥尾之机会正多，不必拘于此会，容俟我兄大业告成，再行负荆请罪。

这一年中，似乎每个委员会里都有膺白之名。他实际负责而且甚努力的是关税会议，以为这是国家的事，非一派一系的事，义不容辞。关税会议发动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华会关税条约规定：“本约实行后三个月内，在中国开关税会议，研究裁厘加税问题。在裁厘加税以前，许中国抽二五附加税及百分之十奢侈税。”因法国不批准华府条约，直至民十四（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方在北京开会。法国不批准华会条约，系借口金法郎案，金法郎案者，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用途及条款，赔款以金价支付，经中国几任总统几任内阁议未实行，未实行之故为国会反对。

我必须补述一点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事。原来各国退还庚子赔款都规定用途，大抵用在文化事业，如美国庚款之用在派遣留美学生，早期清华大学即其一端。与其他中英、中法、中比等庚款基金董事会，均由中国人和退还国代表共同组织。名为退还，然中国国民并不减轻负担，款仍照出，不过由海关总税务司扣交董事会。在退还国似甚慷慨，在中国人仍担重负，惟中国方面董事大都在教育界文化界，比军阀用以打内战总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系参战国之一，曾得缓付庚款几年。战后各国币值大跌，英美诸国仍照原来金银比价计算。德奥等战败之国则真的退还庚款，然中国政府用以作几种内国公债基金，亦仍照金计算。庚子条约对八国联军是同样利益而不同分配，折算有几种规定。中国国会，在条约中解说出以纸法郎付还法国部分的理由。以纸法郎，中国不难顷刻还清这债务，而所谓退还后之用途，则一事不能成就。法国退还庚款用途，除与他国之同样文化事业，有一条帮助已歇业之东方汇理银行复业案。金纸问题虽未决定，但海关已以金计算，扣出法款存储。

此事成为政治问题，在法国则庚款不解决，不通过华府条约；在中国则法国不通过华府条约，无法召开关税会议，加税以裕岁收而济财政之急，而海关已扣存之法庚款亦不能动用。当时中国系协定税则，不能自主，海关税务司系外国人，皆庚子事件之后果，其惨酷使中国经济无法翻身。

法庚款退还蹉商至数年之久，自民十（一九二一）之颜内阁始，至民十四（一九二五）之段执政始决定。法国于此年七月批准华府条约，中国于十月开关税会议。膺白是这个题目经过时外交部长（民十二〔一九二三〕）之一，曾送出当时经过院议府议的照会。误解的人亦拿他放在问题之内，我为此曾细看外交部关于此案的单行本。他既未经手法国退还庚款条件之商榷，亦非使用法庚款之人，他不与一个庚款法郎有关系。动用海关扣存之法庚款者，北京之段执政和北京政府势力所不及之南方独立各省；使用法庚款于文化事业者，中法间之董事会；均因本身或当时利害关系而反对或不反对，膺白无预于这些事。我们对庚款的看法，是国家的耻辱，国民的膏血，用之要如负千斤重担。我家在上海祁齐路相隔不远之地，有一日本人主持的研究所，是日本庚款所办，规模甚大，去参观过一次，不问其组织内容。至法庚款之解决，他不以其前任与后任之办法为错误。

民十四（一九二五）的关税会议开到民十五（一九二六）临时执政出走而中止。其所得成就为：（一）假定关税自主之期，为民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二）原则上许收两种附加税。膺白为关税会议全权代表之一，他所担任的第三股是对日。当时日本代表团的重心是其专门委员佐分利贞男，为币原外相之亲信，二人皆具世界眼光，而知日本的强盛，不可抹煞中国。膺白与佐氏的会晤，不但促成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原则之首先赞成，后虽变卦，终难反复。（见《感忆录》王芃生文）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到长江时，佐氏奉其政府命南来视察，到南京事件为止，日本的态度是同情南方的。

当吴佩孚决心要与冯玉祥对抗时，冯曾电吴并通电全国，自己解除兵柄，请吴亦将所部交与国家，二人同赴欧美。此电系李晓垣起草，膺白改笔，原文如下：

子玉我兄大鉴：民国以还，内争不已，此兴彼仆，覆辙相寻。追本穷源，皆由一二贤豪自负太过，未解共和国主权在民之真谛。往往以一人之意志，强天下人以从同，稍有异议，辄以武力相加。败者固心有未平，胜者复气有过盛。于是相鼓相荡，起伏无穷，戕贼民生，斫丧国脉，目的何存，百思不解。本年两粤八闽，三湘四川，自杀经年，民无喘息。犹不知止，复倾举国之兵，以南征浙江，东逼三省。天灾之后，继以人祸，吾民何辜，遭此荼毒。窃念弟与吾兄，私情固甚深厚，然武力政策，无论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实万万不敢苟同。此次陈师承德，目睹民艰，勒马悬崖，情难自已，故有旋师回都倡导和平之举。抵京以还，首捕李氏彦青，其余府中媚子，府外谄臣，亦早星散。凡此诸端，皆吾兄曩日痛心疾首，力足以为，而碍于情绌于势未能断行者，弟不过一一代行之而已。未蒙鉴谅，屡电严责，天下汹汹，祸将复作。现在合肥段公，以三奠共和之元老，受全国一致之推崇，翩然莅都，总执国政。善后诸端，复通电申明，由会议解决，与当年兄在汉口所主张之庐山国民会议，初无二致，想荷赞同！吾兄坚苦卓绝，廉洁自持，私心折服，不自今始。深愿彼此以国家为重，勿因区区一二人间之误解，使举国人民危惧而不能一日安。故弟已决定解除兵柄，除另呈执政准予辞职外，望兄亦平心静气，将所统部队完全交付国家，与弟共渡欧美，为异日效忠民国之备。牺牲一人之政见，服从多数之民意，不得谓之怯。解除兵权，为废督裁兵之倡，不得谓之耻。且从此和平可现，统一可期，循环式之内争可以永绝于神州大陆，则其智、其仁、其勇，尤足以昭示百世，吾兄明达，当亦谓然！剖腑陈词，伫候明教。弟冯玉祥叩敬。

此时坚决不肯放手，似乎吴甚于冯。至十五年（一九二六）春，冯在包头，遣人送信来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