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第5/6页）

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虐待性的劳动之外，工作有时也能成为一种保护。对于在集中营里仍能从事自己专业的那些人——裁缝、鞋匠、木匠、铁匠、泥瓦匠，他们重新从事自己习惯的工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恢复了他们做人的自尊。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工作也是一种保护——它是思想的一种锻炼、对死亡恐惧的一种逃避、每天生存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工作是人们每天必须关心的共同体验，即使令人痛苦或厌烦，它也能帮助人们不去担心那些更严重却更遥远的威胁。

我常常注意到一些狱友（有时甚至我自己）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做好工作”的雄心壮志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从而迫使我们甚至要把敌人的工作“做好”，哪怕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自己的阵营有害，所以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才能把工作做“坏”。对纳粹工作的暗中破坏，不仅意味着冒险，也意味着必须克服自身所具有的原始的抗拒心理。来自福萨诺（Fossano）的老泥瓦匠曾经救过我一命，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和《缓刑时刻》两本书中都提到他的故事。他厌恶德国、厌恶德国人、厌恶他们的食物和语言，也厌恶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要求他去建一道保护性的墙壁以防止航空炸弹的破坏时，他为他们建了一道笔直而坚固的墙——墙砖之间交错的位置恰到好处，灰泥的量符合规定要求，这不是对于德军命令的服从，而出于职业的尊严。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中描写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情节：书中的主人公伊凡，被无辜判处十年强制劳动，但他仍按照最高标准去建造一道墙，从而在工作中寻求满足。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建造了一道接近完美的笔直的墙：伊凡“有一个傻瓜般的习惯，而8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促使他改变习惯——他看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和每项任务，不会轻易让它们受到损害”。看过著名电影《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的人都会记得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官那可笑的工作热情，努力为日本人在桂河上建造一座壮观的木制大桥，而后却震惊地发现英国工兵正准备炸毁这座桥。所以，你们看，对“好好工作”的热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能够让人为善，也能够让人作恶。因为这种“美德”，让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坚持工作；也让斯坦格尔，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最勤奋的纳粹走狗，恼怒地回答采访者的问题，“在我职权内所有工作，我都尽力把它们做到最好。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鲁道夫·豪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在描述自己创造性的艰苦劳动（正是这些劳动让他发明了毒气室）的时候，也吹嘘同样的“美德”。

最后，作为愚蠢和典型暴力的一个极端事例，我想要说的是对人类尸体不道德的利用——以人类的尸体（一种无名的，并且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为对象，通过任意专横的方式加以处理。对于纳粹在达豪（Dachau）、奥斯维辛、拉文斯布吕克，以及其他地点进行的医疗实验已经有过很多报道，而其中的一些责任人（并非都是医生，但常常临时充当医生的角色）也受到了惩罚（但不包括最重要并且罪行最大的约瑟夫·门格勒）。这些实验的范围从一直利用毫不知情的囚犯进行药物测试，到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用途的科学手段的折磨。比如在达豪集中营，根据希姆莱（Himmler）的命令，代表德国空军进行的人体实验。被选中的人，有时接受特别的护理，使他们恢复正常的生理指标，再被长时间浸泡在冷水中，或被放进模拟2万米（当时的飞机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高空气压的减压舱中，以了解人血在怎样的海拔高度才会开始沸腾——任何实验室都能以最小的代价，在不牺牲人命的情况下得到这个数值，甚至可以在一张普通的书桌上推导出来。对我来说，现在回忆这些令人憎恶的实验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现在正在讨论应该在多大的限度内允许痛苦的动物实验。这种缺乏明显目的、高度象征性的残忍，正因为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延伸到对死者遗体的凌辱——从远古开始，尸体就被所有的文明所尊敬、崇拜甚至敬畏。而在集中营里，死者遗体所遭受的对待是为了宣布这些不是人的遗体，而是不值得同情的畜生般的尸体，最好的用途就是用于工业生产。几十年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所展出的，从被送进毒气室的女人头上剃下的头发，成吨的头发杂乱地堆积在那里，仍能激起人们的恐惧和厌恶——时间慢慢地侵蚀它们，夺去它们的色彩，但它们仍然默默地向参观者控诉着纳粹的暴行。德国人来不及把它们送到目的地：许多德国纺织企业都购买这种独特的商品，用于生产被套和其他工业布料。那些应用这种材料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它的性质。这就像它的卖主，也就是集中营党卫军当局，不可能不从中获利一样，但践踏人性的动机高于获利的动机。

从焚尸炉运出的骨灰，每天以吨为单位。人们可以轻易辨认出入的骨灰，因为其中往往有人的牙齿和椎骨。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被用于以下用途：填进沼泽地；作为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作为磷酸肥；而特别高贵的用处，是把它们代替卵石铺在集中营附近党卫军聚居区的小路上，这是出于冷酷无情，还是由于它们的来源而被视为被践踏在脚底的上好材料，我不知道。

我并不幻想能对这个问题追究到底，或者论证这种无用的暴力只是第三帝国的专有特征及其意识形态前提下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了解的欧洲以外发生的屠杀，便提出了其他解释。但它们离欧洲很远，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又如何能对它进行讨论呢？当然，无用的暴力是希特勒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并不仅存于集中营内。在我看来，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对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前指挥官斯坦格尔的长篇访问中的两句话可以作为它最好的总结。（《走进黑暗》［In quelle tenebre］，阿德尔菲出版社，米兰，1975, p. 135）

“考虑到你原本就要把他们都杀掉……那么为什么还要羞辱他们，残酷地虐待他们呢？”谢利尼问斯坦格尔，后者被判处终身监禁于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监狱，而他回答：“为那些任务的实际执行人创造条件。让他们有可能去做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换句话说，在死亡之前，必须先损害受害者的人格，从而减少凶手的负罪感。这种解释并不违背逻辑，而它是对苍天的呐喊——这是无用的暴力唯一的有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