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Useless Violence 无用的暴力（第3/6页）

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勺子的缺乏，也会激发同样无可奈何的极度赤贫的无力感。对于从童年起习惯于哪怕最贫穷的厨房也会拥有充足的餐具的人们，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这并非微不足道。没有勺子，就没有办法喝到每天供应的汤，除非像狗一样去舔。只有在许多天的“学徒期”之后（从这我们能看到，立刻理解集中营内的语言和环境，并让自己被他人理解是多么的重要），人们会发现集中营里也有勺子，但只有在黑市使用面包或汤才能换到。一个勺子常常价值半份面包或一升汤，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新囚犯，常常需要拿更多的食物才能换得一把勺子。然而，当奥斯维辛被解放后，我们在仓库里发现了上千把崭新的透明塑料勺子，此外，还有囚犯行李中带来的成千上万把铝勺子、钢勺子，甚至银勺子。所以，这并非是因为节约物资，而是出于刻意的羞辱。这让我想起了《圣经·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5节的情节。犹太勇士基甸（Gideon）通过观察手下武士在河边喝水的姿势来选择最出色的武士——他拒绝了所有“像狗一样”舔着喝水或跪着喝水的武士，而接受了唯一一名站着把水举到嘴边的武士。

另一种被所有集中营回忆录作者不断重复和描述的困扰和暴力，而我却不愿意将它定义为毫无意义的暴力。这就是发生在每个集中营里，每天一到两次，众所周知的点名。它必然不是普通的点名，因为，面对成千上万名囚犯，普通的点名是不可能的。它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点名，因为他们从不叫囚犯的名字，而是借助五或六位数的身份号码。它叫做“Zählappell”，一种复杂而困难的点名方式，因为点名时不得不考虑当天转移到其他集中营或医务室的犯人，考虑夜间死去的犯人，也因为当前的人数必须与前一天的人数完全相符，还必须像以小队为单位外出工作时那样以五人为单位点名并上报人数。尤金·科根告诉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死人和垂死的人也要在晚间点名时出现。只是这些无法站立的人被放在地上，排成五人一行，以便于记数。

一年四季都要进行这样的点名（在室外，当然），至少持续一个小时，如果人数不符，要持续两到三个小时。而要是怀疑有人逃跑，甚至持续24小时。如果是雨天或雪天，或者严寒时分，点名就成了一种折磨，甚至比日间的劳动更令人痛苦，因为它在傍晚时加重了人们一天的疲劳。人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没有实际价值、例行公事般的仪式，但很可能并非如此。无论如何，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点名并非没有意义，正如饥饿和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都不是无用的，甚至在毒气中成人和孩子的死亡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请原谅我的愤世嫉俗——我正在试图通过纳粹的逻辑来进行说理）。所有这些痛苦都来源于一个主题，即假设优等民族有权征服和灭绝劣等民族；点名也是同样，在我们“后来”的梦里，它已经成为集中营的象征，它本身集聚了囚犯们遭受的所有疲劳、寒冷、饥饿和沮丧。它所导致的痛苦，以及在冬天里每天导致的囚犯崩溃和死亡，都符合整个纳粹体制，符合军事化操练（起源于英国）的传统，符合作为一种普鲁士文化遗产的残忍的军事化管理，正如毕希纳（Büchner）在《沃伊采克》（Wozzeck）中描述的永恒不朽。

此外，在我来看，显然在许多痛苦而荒唐的方面，集中营世界只是德国军队的一个缩影。集中营里的囚犯大军不得不成为德国军队可耻的拷贝，更准确地说，一张夸张的漫画。一个军队有制服——士兵的制服整洁、光荣，带有肩章、领章等标志，而“häftling”（囚犯们），他们的制服是肮脏的、灰色的、单调的——但两者都要有五个钮扣，否则就会有麻烦。军队的行军迈着军人的步伐，纪律严明，整齐一致，踏着军乐队的节奏；所以在集中营里也必须有一个军乐队，而分列式必须按分列式的规矩来办，要配合军乐队的音乐，路过检阅台前要“向左看齐”。这个仪式是如此必要，如此明显，以至于竟然超越了第三帝国的反犹法案：利用偏执的诡辩术，这部法案禁止犹太管弦乐队和音乐家演奏雅利安人谱写的乐曲，以免犹太人污染雅利安民族的纯洁。但在满是犹太人的集中营里没有雅利安人的音乐家，在这方面，也缺乏犹太音乐家所谱写的军乐曲，于是，将保证民族纯洁的法案搁置一边，奥斯维辛成了德军占领的土地上，犹太音乐家唯一能够，事实上，被迫演奏雅利安音乐的地方——必要性决定规则。

集中营从兵营继承的另一份遗产是“整理床铺”的规矩。当然，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在上下三层床铺中，每个铺位有一个塞满木屑的薄垫子，两条毯子，一个稻草枕头，以及两人睡一个铺位的规定。在起床号后要马上整理床铺，整个营房同时进行，因此下层床铺的人必须竭尽全力设法在上铺囚犯的双腿之间固定自己的垫子和毯子，而上铺的囚犯则必须摇摇晃晃地站在床框上，全心全意地做着同样的工作。所有的床铺必须在一两分钟内全部整理好，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分发面包。那是一个疯狂的时刻：空气在那时会因灰尘而变得模糊，精神紧张，充满各种语言的咒骂，因为按照铁的纪律，“整理床铺”（技术术语为“Bettenbauen”）是必须完成的一项神圣的任务。我们不得不拍松那些布满了霉斑和可疑污点的恶臭床垫。为此，在床垫的衬里上有两个狭长的口子，以便我们能把手伸进去。两个毯子中的一条应折叠放在床垫的下面，而另一条则盖住枕头，这样形成一个简洁而棱角分明的阶梯形状。在这项工作完成时，整套被褥应该看起来是一个边角顺直的六面立方体，上面的枕头则是另一个更小的六面立方体。

对于集中营内的党卫军，“整理床铺”具有难以理解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对所有营房的负责人也是如此：也许它是一种秩序和纪律的象征。如果没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好，或忘记去整理床铺，就要当众接受残酷的惩罚。而且，在每个营房里，都有两名“Bettnachzieher”（“床铺整理员”，我相信在正式德语中并不存在这个词，而歌德肯定听不懂这个词的意思）。他们的任务是检查每个床铺，并负责横向对齐所有的被褥。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们装备了一根达到整个营房长度的绳子。他们把绳子拉过所有整理好的床铺，一丝不苟地纠正任何偏离绳子的被褥。与其说这种规定是为了施加痛苦，不如说这种疯狂的秩序是荒唐的——事实上，花费如此精力平整的床铺完全没有任何坚实度，晚上，在身体的压迫下，床垫立刻紧紧贴在支撑它的床板上。人其实是睡在木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