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4/8页）

至于德国的抵抗者，所有人都应向他们致敬。但说到1944年7月20日的阴谋家们的真相，他们的自我觉醒有些太迟了。而最后，我写道：

你们最大胆的陈述是认为反犹主义在德国并不普遍。它从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基础：它是一种神秘的本性；犹太人不能是“被上帝选择的人”，因为德国人才是。希特勒没有任何一次演讲、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不着迷般地重申对犹太人的仇恨。对于纳粹主义来说，反犹思想并不是边缘化的，它是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故此，当纳粹党人和希特勒将犹太人称为德国的第一敌人，并宣称他们政治的首要目标就是“扼杀犹太水蛭”时，“对犹太人最友好的”人民又怎么会把选票投给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人呢？

至于暴行和自发性的侵扰，你们的评判真是令人愤慨。在数百万人死于纳粹迫害这一事实面前，讨论这算不算自发性的迫害似乎有些多余，并让人作呕，而且无论如何，德国人并不十分倾向于“自发性”。但我可以提醒你们，并没有人强迫德国产业家们雇佣那些饥饿的奴隶，而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没有人强迫托普弗公司（现在仍在威斯巴登，而且生意不错）在集中营建设多座巨大的焚尸炉；也许党卫军的确接到了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但加入党卫军是自愿的；解放后，我本人在卡托维茨（Katowitz）发现了成堆的文件。这些文件授权德国家庭的家长们可以从奥斯维辛的仓库中领取成人和孩子的衣服和鞋子。就没有人质疑这么多童鞋来自何处吗？而你们从未听说过“水晶之夜”吗？或者你们认为在那个夜晚发生的每一桩罪行都是迫于法律的压力？

德国人的确试图帮助被压迫者，我知道。而我也知道这是危险的。同样，生活在意大利，我也了解“在一个极权国家中进行反抗是不可能的”。我更知道有一千种方法，更安全，去表示一个人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而在意大利，其后在德国占领区经常涌现这样的事迹。但在德国这样的事迹就要少得多。

其他的信件非常不同，他们勾画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尽管怀着宽容德国人民的良好愿望，我必须指出他们不能被视为当时德国人民的“代表性样本”。首先，我的书被印刷了大约数万册，因此在那个联邦共和国中，每千名公民中就有一个人读过我的书，一些人一定出于偶然才买下了这本书，而其他人则是事先经历过相应的事实，易于理解、并愿意理解书中的观点。正如之前所说的，在所有这些读者中，仅有大约40人决定给我写信。

在40年的笔耕中，到现在我已经熟悉了这些奇特的人物——给作者写信的读者。他可能属于两个阵营分明的群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群体令人欣喜，而另一个却令人厌恶，鲜有交集。前者给予我快乐和教导。他们认真地阅读那本书，常常不止一遍。他们热爱并理解它，有时甚至胜于作者自己；他们宣称它让他们充实；他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偶尔也表达他们的批评；他们感谢作者的工作；他们往往明确地免除作者写一封回信的义务。而后者令人烦恼，甚至浪费时间。他们展示自己，炫耀自己的优点，常常在抽屉里堆满了手稿，并让人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目的是借助那本书和作者的帮助，从而获得自己的利益，就像常春藤依附于树干向上生长。他们也可能是孩子或青少年，写信只是虚张声势，或者跟别人打赌，或者索要作者的照片。我的40位德国“通讯员”都属于前者，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将以下文字献给他们（除T.H. 博士以外）。

L.I. 是威斯特法利亚（Westphalia）的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她承认在读到一半的时候，有一种想合上书的强烈诱惑，以“逃避书中所唤起的形象”，但立刻为这种自私而懦弱的冲动感到羞耻。她写道：

在您的前言中，你表达了想理解我们德国人的愿望。你必须相信，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我们本身或我们曾经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罪的。我出生于1922年，在上西利西亚（Upper Silesia）长大，离奥斯维辛不远。但在当时，事实上，我对仅仅距离我们几公里之外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一无所知（请不要把这当作随便的借口，而是一个事实）。然而，至少直到战争爆发前，我偶尔会在各处遇到配带大卫星标志的人。而我并不欢迎他们走进我的家门，也不会像款待其他人那样款待他们，更没有为他们挺身而出。这是我的罪过。只有靠基督的原谅，我才能宽容自己这可怕的疏忽、胆怯和自私。

而且，她说她是“赎罪行动”（Aktion Sühnezeichen）的成员。“赎罪行动”是一个福音传教会，其成员大多是德国年轻留学生。他们利用自己的假期，参与重建在二战中遭受严重损坏的城市。而她所在的城市是英国考文垂（Coventry）。她并没有提到她的父母，而这是一个征兆：他们要么知道奥斯维辛的罪行却没有告诉她，要么就是不知道，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与“那下面”必然了解真相的人没有谈过话——负责运输的铁路员工、仓库工人、在工厂和矿山（在这些地方，无数奴工因劳累而死）的数千名德国工人，总之，所有没有用手遮住眼睛的人。我重申：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来自法兰克福（Frankfurt）的M.S. 并没有谈到关于他自己的任何事情，并小心翼翼地寻求区别和辩解的理由，这也是一种征兆。

您写道您想理解德国人……作为一名德国人，我敏感于这种恐怖和羞耻，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会时刻意识到这种恐怖本身正是出自于我的同胞之手，我感到您的言辞的直接号召，希望给您写一封回信。

我也并不理解在他人肩头擦手的“卡波”，或者像他，像潘维茨，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以及其他所有执行这些不人道命令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不能藏在其他人身后以躲避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在当时德国罪恶体制下有着如此众多的实际执行者，所有这些的发生都正因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纳粹的罪恶，而鉴于他们是德国人，并不会因此遭受折磨。

但是，他们便是您所指的“那些德国人”吗？而谁又能说“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或者“犹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呢？您提到了在您所不能理解的德国人中也存在着某些例外……我为您的这些言辞而感谢您，但我恳求您不要忘了无数德国人……在与邪恶的斗争中遭受痛苦或献出他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