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2/8页）

战争结束后，他定居在柏林。那时的柏林还没有被一道墙分成两半，而是由当时的“四大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组织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共管政府来管理。在意大利的游击队经历之后，他可以流利地说意大利语，没有一点外国口音。他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因为他对哥尔多尼的热爱，所以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出于同样的原因，接着是安吉洛·贝奥科（埃尔·鲁赞特，Agnelo Beolco Il Ruzante）的作品。这是第一次将贝奥科的作品引入德国。接着是意大利现代作家，如柯罗迪（Collodi）、加达（Gadda）、达瑞格（D’ Arrigo）、皮兰德娄（Pirandello）。他从事翻译工作的收入并不丰厚，更准确地说，他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从而让他每天本该得到更公平收入的工作进度过于缓慢。尽管如此，他从未下决心在某个出版公司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有两个原因：他热爱他的独立，此外，更微妙的原因是，在间接上，他的政治经历耽误了他的前程。并没有人告诉他，一个逃亡者，即使在极为民主的波恩德国（即西德），即使在四方共管的柏林，也是“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

他在翻译《活在奥斯维辛》一书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这本书与他有一种亲和力，它通过它的内容证实了他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翻译它让他能够继续通过他那沉默而勇敢的方式与他误入歧途的祖国进行斗争。当时，我们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亲自看望对方，所以我们之间不断进行友好的书信来往。我们俩都是完美主义者，他通过他的职业，而我，尽管找到了一个盟友，一个珍贵的盟友，但我担心我的文字失去色彩、失去内涵。当自己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看到自己的思想被搬动、被折射；当一个人煞费苦心地检查词汇是否被误解、被删改，或者，甚至由主语言中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强化——所有这一些，那永不休止的苦恼、毫不轻松的冒险生平第一次抓住了我。

从第一批寄来的翻译手稿中，我可以看出实际上我的“政治”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的搭档像我一样是纳粹的敌人，有着一样的对纳粹的愤慨。然而，剩下的，是我对语言方面的担心。正如我在“交流”一章中提到的，我的译本所需要的德语，首先是对话和引文，要比他的德语粗俗得多。他，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事实上的确了解军营中的德语（毕竟，他曾经服过几个月的兵役），但是在部队的他并不了解集中营里下流的、常常极其邪恶的、反语式的黑话。我们的每封信都包含了大量针锋相对的提议，常常围绕一个词展开热烈的讨论。比如，我在本书107页提到的例子。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根据我之前提到的“听觉记忆”；我向他提出一个论点；而他向我提出一个反论点，“这不是正统的德语；现在的读者无法读懂它的意思”；我反驳，“在‘那下面’，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最后，我们达到一个综合论点，也就是说，一种折衷的方案。经验已经告诉我，翻译和折衷是一回事，但当时的我被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顾虑所驱使着；我想在那本书中，尤其在德译本中，不要丧失它的严肃性以及语言中所蕴涵的暴力。为了这一点，我使用我土生土长的意大利语，竭尽全力去重构那份残酷的暴力感和严肃感。在一定意义上，这不是翻译，而是修复。他是，或者他想——恢复原状，将语言复原到它们属于的地点、时间和事件中。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盘录音带。

译者很快并且深刻地理解了我的感受，而最终完成的译本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优秀的。我自己可以判断出他对于原作的忠实，而所有的评论家都赞扬他风格分明的天分。接下来是序言的问题，费舍尔，那个出版商要求我自己为书写序。我犹豫之后拒绝了他的提议。我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不情愿、厌恶，一种情感上的障碍阻滞了辞藻和创意的流动。总之，我被要求成为书的附属——也就是说，去证明——向德国人民直接倾诉，一次夸夸其谈的演说，一次布道。人们期待我提高声音、爬上讲台，从见证者变成法官、说教者；列出历史的理论和解释；将虔诚者与邪恶者分开；从第三人称转换到第二人称。所有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很高兴将这份工作委托给其他人，也许是读者自己，无论他们是不是德国人。

我写信告诉出版商，我不认为起草一份序言不会改变那本书的性质，而我向他提出一种间接的解决方案：在正文之前，与其放上一段序言，不如引用1960年5月，在我们完成勤勉的合作之后，我写给译者的一封感谢其工作的信中的一段话。我将它抄录如下：

故此我们完成了，我很高兴，对结果感到满意，并感激你的工作。同时，我也感到一丝小小的悲哀。你明白，这是我唯一的一本书，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德语，我感到就像一个父亲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到了离开家庭的时候，而不能再照顾他。

但它不仅如此。也许你已经意识到，对我来说，集中营以及去记录集中营，是一种重要的经历并深刻地改变了我，让我成熟，并给予我生活的理由。可能这是一种自以为是：但就在今天，我，囚犯编号174517，在你的帮助下，能向德国人民倾述，让他们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并对他们说：“我活着，而我愿意去理解你们，从而对你们做出评判。”

我并不相信人的一生必然存在明确的目的，但如果我思索我的生活和我直到现在才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认为在它们中只有一个目标是明确而自觉的，那就是：去作证，让德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去“回应”那个在我的肩头擦手的“卡波”、潘维茨博士（Dr. Pannwitz），那些绞死尤尔提姆（Ultimo，我在《活在奥斯维辛》中讲述了他的故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我肯定你并不曾误会我的意思。我从未对德国人民心怀仇恨。而且即使我曾经这样，与你相知也治愈了我的仇恨。我不理解，也不能容忍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并非因他所作所为而接受审判，而是因为自己所属的团体而受到牵连……

但是，我不能说我理解德国人。现在一些无法理解的因素构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茫然，一个刺痕，一个永远需要弥补的伤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德国激起一些回声，不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因为这些回声在本质上有可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德国人，从而抚平这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