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3/8页）

出版商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我的译者也欣然同意。所以这篇文字就成了所有德语版《活在奥斯维辛》的前言：事实上，它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读者接受。正因为我在最后几行所指的“回声的本质”才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回声具体表现在德国读者从1961年到1964年之间给我写的40封信，也就是说，在导致修建柏林墙的那场危机期间。这堵墙直到今天仍把柏林一分为二，代表着当今世界上国际摩擦最紧张的地点之一，除了美苏两国直接互相面对的白令海峡。所有这些信都反映了对那本书的认真阅读，但对于我的信中最后一段所隐含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去理解德国人？”，在所有的信中，有的信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的试图回答，而有的则否认答案的存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那本书重印时，我偶尔还会收到其他来信。但是随着这些信的日期变得越来越近，它们也变得越来越苍白。信的作者不再是亲身经历二战的德国人，而是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再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伤痛。他们表达了朦胧的团结观、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或超然冷漠的态度。对于他们，过去是真正的过去，道听途说。他们不是我所指的“德国人”。除了一些例外，他们的信与他们意大利的同龄人写的信差别不大，所以我不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讨论。

最早的那些信，那些有价值的信，几乎都来自于年轻人（他们自称是年轻人，或者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年龄），但有一个例外，1962年来自汉堡的 T.H. 博士的一封信。而我首先谈到这封信是因为我急于摆脱它。我将其中的主要内容翻译如下，尽管我的翻译并不高明：

亲爱的莱维博士：

您的书是我们阅读的第一本奥斯维辛幸存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的妻子。现在，既然您，在经历过所有的恐怖之后，再一次要求德国人民“去理解”、去“唤醒回声”，我大胆尝试做出一个回答。但这只是一个“回声”，没有人能“理解”这样的事情！……

……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让我们感到恐惧：他没有限度，没有约束！《创世记》第8章第21节的话很适合他，“因为人心的智从年少时便是恶的”，而您当然也会知道，在当代，在潜意识领域中，弗洛伊德（Freud）精神分析法的可怕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恶魔被释放”的事件已经发生，没有约束，没有意义：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南美整个土著人口的灭绝，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的屠戮，纳尔西斯（Narses）统治意大利时对哥特人的屠杀，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发生的恐怖的迫害和大屠杀。谁又有能力去“理解”所有这些事件呢？

但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而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他对德国的统治？对于这些问题，您一定期待一个具体的回答。然而，在1933年……所有温和派都消失了，德国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做出选择，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力量大致相等。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大革命，所以我们了解共产党。希特勒对我们来说似乎可疑，的确，但两害相权，必取其轻。在开始时，我们还不能理解希特勒的溢美之辞中隐含的虚伪和背叛。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和他的外交关系。而主教第一个和他签订协议。谁能怀疑我们正在推举一个罪犯，一个叛徒？而且，无论如何，被背叛者并没有任何罪过：只有叛徒是有罪的。

那么下面是更困难的问题，他对于犹太人毫无理性的仇恨。然而，这种仇恨从来在德国不是普遍存在的。德国名副其实算得上世界上对犹太人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从未有过，据我所知，以及在我阅读的文章中，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直到他倒台之前，从未有人曾经听说过，哪怕一例，德国人自发地针对某个犹太人的侵扰和暴行。只有并总是（非常冒险地）试图为他们提供帮助。

现在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反抗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无法帮助匈牙利人……而我们自己更无法去（反抗）。我们必须牢记，在各种抵抗运动之外，在1944年7月20日，仅在一天内，就有数千名德国军官被杀害。正像希特勒事后所说，这不是一个“小规模集团”的事情。

亲爱的莱维博士（我冒昧地这样称呼您，因为任何读过您的著作的人都不能不尊敬您），我没有借口，没有解释。那罪行沉重地压在我们可怜的、被背叛和被误导的德国人民身上。我也为您再次恢复正常的生活，为您的国家恢复和平感到欣慰。在我的书架上，但丁和薄伽丘（Boccaccio）也有着他们的位置。

您最忠实的，T.H.

在这封信中，也许不具备她丈夫的学识，H夫人补充了以下几段简短的文字。我根据字面意思，翻译如下：

当一个人过迟地意识到他已经成为恶魔的俘虏，便会有一些灵魂的抉择接踵而至。

（1）人性中所有恶的一面都被唤醒了。结果就是在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肩头擦手的“潘维茨”们和“卡波”们。

（2）与这一结果相对应的，也存在着面对不公正的抗争。这种抗争以牺牲自我和家人为代价，却不会取得显然的成功。

（3）绝大多数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持缄默，将他们的兄弟遗弃在危险之中。在上帝和人类面前，我们将此视为我们的罪过。

我常常会想起这对奇怪的夫妇。在我来看，他是德国上流社会中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并不狂热却信奉机会主义的纳粹党徒。他在有机会忏悔时忏悔，愚蠢到以为能让我相信他那简化版的近代史，并胆敢引用纳尔西斯对哥特人倒行逆施的复仇。而他的妻子，在我的眼中，比她的丈夫少了一份伪善，却多了一份偏执。

我回复了一封长信，可能是我唯一在盛怒之下写的一封信。对于遵从魔鬼的人，对于认为有理由将一个人的罪行推诿于魔鬼的人，没有任何教堂能够宽容他们的罪。一个人必须亲身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否则地面上所有文明的痕迹都会凋萎，正如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文明一样。他对于选举的说辞也许能够骗骗孩子。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全德国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纳粹，的确，在国会中得到了196席，共产党得到了100席，而显然不主张极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这个政党还遭到了斯大林的憎恨）得到了120席。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的书架上，在但丁和薄伽丘旁边，是阿道夫·希特勒在掌权前撰写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叛徒，他是一个条理清楚的狂热分子。他的观点是极端明确的，他从未改变或隐藏这些观点。那些投他票的人显然支持他的观点。在《我的奋斗》中什么都不缺：鲜血和土地，生存空间，将犹太人作为永远的敌人，体现了“地球上最高贵形态的人性”的德国人，公然将其他国家视为德国人主宰世界的工具。这些并非“溢美之辞”，也许希特勒还说了其他一些话，但他从未收回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