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第4/22页）
3．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形式特征
就狭义的后现代主义设计特征而言，后现代主义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第一个是它的历史主义和装饰主义立场。后现代主义高度强调装饰性，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家，无论是建筑设计师还是产品设计师，都无一例外地采用各种各样的装饰，特别是从历史中汲取装饰营养，加以运用，与现代主义的冷漠、严峻、理性化形成鲜明对照。
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它对于历史动机的折中主义立场。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历史风格，如果是单纯恢复历史风格，也就没有什么后现代主义了，充其量不过是历史复古主义而已。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风格采用抽出、混合、拼接的方法，而且这种折中处理基本是建立在现代主义设计的构造基础之上的。
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的娱乐性和处理装饰细节上的含糊性。娱乐特点是后现代主义非常典型的特征，大部分后现代主义的设计作品都具有戏谑、调侃的色彩。反映出经过几十年严肃、冷漠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垄断以后，人们企图利用新的装饰细节寻求设计上的宽松和舒展这一趋势。而设计上的含糊性，则不是后现代主义所特有的，不少现代主义以后的设计探索，也都具有含糊的色彩。从思想动机来看，这种含糊倾向是可以理解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强调明确，高度理性化，毫不含糊，长期以来成为设计的基本原则。人们在对于这种设计形式上过于理性化的倾向感到厌倦之后，自然希望设计上有更多的非理性成分，含糊性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这个含糊性的特征不但可以从文丘里、穆尔、格雷夫斯等人的作品中明确地看出来，从那些设计风格并非后现代主义的当代设计大师，比如重要的新现代主义设计大师理查德·迈耶和彼得·艾森曼的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甚至解构主义大师佛兰克·盖利的作品中也有明显的含糊性。对于解构主义设计来说，这种含糊性主要体现在创造出含糊空间感这一个要点上。
美国建筑师迈克·格里夫斯设计的波特兰市政服务大楼。
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研究的主体不仅仅是历史主义或者装饰主义，而且也比较广泛地涉及其他边缘学科的发展，其中比较突出的研究重点包括对于建筑与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城市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现代城市发展和规划的研究。
4．后现代主义对于人—建筑—自然相互关系的认知
在哲学研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研究要点，在现象学研究中，这个关系尤为突出。在过去，由于技术水平低下，因此人要不断与自然进行斗争，来维持本身的生存，人与自然的斗争关系，是西方启蒙主义理论研究真、善、美时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时候，自然总是被放在与文化对立、对抗的位置上来看待的。原因正在于人类不得不与自然抗争来取得生存。建筑是人类用来抵御自然的庇护所，因此，建筑史在西方学术界往往被看成人类与自然进行斗争的发展史。
自从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自然对人类的生存威胁已经越来越弱，因此，学术界也改变了自然与文化对抗的看法，开始以新的观点来看待这对一直被视为对抗的关系。到20世纪下半叶，在后现代主义运动中，有些学派认为人和自然的对抗关系、文化和自然的对抗关系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应是和谐关系，协调关系。更有甚者，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人类不但不再受自然的威胁，反而开始威胁自然，造成全球性的自然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人类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协调自然，而且应该通过文明活动来保护自然。建筑界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很大，产生了各 种与环境考虑相关的新探索和流派。
建筑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首先是房子，然后是城市，还有各种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如水库、公路、新开发区、新填海区等等，都反映了人类移山倒海、改变地球面貌的能力。可以说，建筑是人类文明最集中的、最突出的代表，因而在研究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时，建筑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1）地点因素——建筑的精神内涵
“地点”（place）被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界定为“地球表面一小块地方，由名称代表，具有某种物质对象的次序，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他的定义标明了“地点”包括了物理存在、名称、次序三个因素。建筑学中对于“地点”因素的研究，与现象学关系密切，集中于地点因素中独特的精神内涵，称为“genius loci”（意大利语，“场所精神”，来自宗教教义），相当于英语的“unique spirit of the place”，意思是“具体地点的独特精神”。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提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人类的经验而得以丰富的，这个论点被绝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接受。他们认为地点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可以被人类的经验加以丰富，赋予“精神内涵”，而这正是建筑的任务和目的。
挪威建筑师、建筑史和建筑理论学者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2000）认为，建筑的实质目的是探索及最终找寻到“精神内涵”，在地点上建造出符合个人需求的构造来。他呼吁建筑家应该通过建筑设计来强化建筑所在地点的自然属性，而不要消极等待和应付日常需求。他和其他一些理论家都认为，建筑的“精神内涵”只有通过建筑家的努力才能达到，这种过程，他们称为“地点创造”（place-making）过程，这里的地点，不再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纯客观的地点，而是通过建筑营造来实现“精神内涵”的地点。
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作品——挪威建筑师斯佛里·福恩（Sverre Fehn, 1924—2009）依山就势设计的挪威冰川博物馆（Morwegian Glacier Museum）。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维托里奥·格列戈蒂（Vittorio Gregotti, 1927— ）进一步提出：当在建筑地点放下第一块基石的时候，就改变了地点的意义，使之变成建筑，建筑如同现象学中提出的环境因素一样，是把差异、区别综合起来的活动，与语言一样，是把词汇组合起来的综合活动，词汇通过语音、语法、语意三大范畴的活动组成意义，而建筑也是通过对于功能、建构、类型和风格的综合处理而产生意义。建筑家的功能是要通过建筑来揭示环境和地点的内涵，来表达自然的实质意义，因此，建筑家和作家其实在活动的过程和性质上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