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

1922年10月的某一天，天空晴朗。无所事事的北京居民在大街上聚集，兴奋地观望装载两尊巨大中国石狮的马车，从面前颠簸而过。看热闹的人群拍照，高喊加油，工人们则奋力推拉，沿电车轨道把15吨重的巨大石雕运抵都城的火车站。之后，那一对石狮被装箱运往海外，经天津港途经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前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那里，那对看似凶猛又有些惹人喜爱的狮子，将很快成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门卫，并深受当地民众的喜欢。在跻身西方争夺中国文物的混战中，该馆虽是后来者，却值得引人关注。那里的员工以令人可以接受的加拿大方式，努力构建起自己的世界级收藏，其中没有口诛笔伐和丑闻，甚至引发了南部边界那边美国人的半真半假的喝彩。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藏品之所以出类拔萃，不仅在于它们没有真伪问题，也在于它们的供货者极不寻常。他们的藏品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字的真正起源，北宋皇帝如何在一处被遗忘的都市天堂统治，以及犹太人流浪部落如何抵达中国伊甸园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千年。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取得那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看似互不搭界的四人组合：该馆创建馆长查尔斯·崔克·科雷利，他是一位埃及学高手，却立刻发现在远东能够征集到更好的文物；一位主要供货人乔治·克罗夫茨，他曾是一位英裔爱尔兰皮毛商，从不墨守成规，后来改行经营古董生意；接着是两位牧师：在中国河南省传教的英国国教主教怀履光，他与盗墓者称兄道弟，作为汉学家找到了第二职业；最后一位是低调、具有奉献精神的明义士，他是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923年至1934年期间在河南北部传教，属于最早收藏甲骨文的外国人。在西方拥有优秀中国藏品的博物馆中，要如此归功于“上帝仆人”传教士的，只有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就连八面玲珑的乔治·克罗夫茨也出于对加拿大的钦佩，自己主动大幅降价，他的此番善行获得了回报（不论出于何种原因）。

克罗夫茨机智灵活，正是他努力把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以中国石狮为收藏标志产生的争议，降到了最低。那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功绩。今天看来，那对石狮超过3米高，最初立于一处豪华王府的大门口，里面有宫殿、宝塔和经过修剪花木的庭院。那里是肃亲王的家，他是一位很有势力的满族贵族，属于清代所封世袭“铁帽子王”，意为那个封号可以“永远”传承下去。不幸的是，肃亲王田园诗一样的王府紧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那里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战场。

外国联军围攻北京，中国战败。肃亲王在清王朝日暮西山之际，选择了逃亡。在某天某时，他的那对石狮子被意大利人拖走。意大利人发现它们过于沉重，无法用于花园装饰，把它们转送给了奥匈帝国使馆。1917年，中华民国向奥地利和德国宣战，中国政府没收了两个交战国的财产。1922年，克罗夫茨买下了那对石狮，费用情况至今无人知晓。然而，有两个事实确凿无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急于确立自己藏品的特长，查尔斯·科雷利馆长对此已是急不可耐。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创建，要充分感谢加拿大公民的自豪感、卫理公会教派和慷慨的银行家拜伦·埃德蒙·沃克（1910年受封埃德蒙爵士）。他是一位收藏杂家，从矿石、箭头，到古典绘画杰作无所不包。沃克渴望将多伦多打造成世界重要城市，因此，建设一座最新博物馆必不可少。为实现目标，银行家沃克向多伦多市主要由卫理公会教徒组成的金融精英求助，提醒他们的社会福音是“满足启蒙历史的需要，实现未来社会的提升”，虽然他自己只是表面上的信徒。沃克的激励说教富有成效，自1914年诞生以来，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极具新教伦理特色。最初，该博物馆包括五个各自独立的部门：考古学、地理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学。但是它很快在科学领域，为人文学科开辟了广阔空间。

拜伦·埃德蒙·沃克筹集了博物馆的启动资金，招募了第一位富有想象力、雄心勃勃和观念超前的馆长。之后，博物馆开始向人文学科转向。沃克的收藏属于大杂烩。1902年，他希望在自己的藏品中增添古埃及圣甲虫。他从儿子口中得知，查尔斯·崔克·科雷利是一位埃及学家。科雷利时年26岁，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卫理公会教徒家庭。他请沃克放心，称自己可以搞到圣甲虫。科雷利非常熟悉尼罗河谷，就像他对安大略周边大草原那样了如指掌。几年前，科雷利曾访问英国，见到了当时著名的埃及学家弗林特·皮特里，他对此印象深刻。很快，那个加拿大小伙子参加了皮特里的发掘队，在埃及的重要遗址开展工作。此外，科雷利还在冬季期间，定期陪同多伦多贵宾团前往埃及旅游，对购买文物提供专业咨询。总而言之，科雷利是一位处事见风使舵的信徒，与其博物馆生涯堪称绝配。

1914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科雷利成为指导馆长。他的宏伟目标跨越了几个世纪、几个大洲（1956年，他出版了自传，将书名巧妙定为《我把历史带回家》）。尽管如此，科雷利对未来的关注，丝毫不逊于他对历史的关注。如加拿大学者丹尼斯·达菲所记述，科雷利协助开创了“儿童友好型”博物馆，使“任何多伦多的中产阶级父母，都能详述恐龙展品的每个细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开馆初期，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忠实的英联邦自治领，加拿大自愿提供了军队和财富。因此，博物馆的藏品征集预算不可避免地被削减，博物馆的扩建计划被搁置。1918年，科雷利与乔治·克罗夫茨相逢相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新生。克罗夫茨绝对是博物馆的理想供货商。

克罗夫茨出生于一个令人尊敬的英裔爱尔兰家庭，是一只追求冒险的黑羊。20多岁时，他离开了科克郡，作为皮毛商去中国打拼新事业。1896年，克罗夫茨已在天津站稳了脚跟，开始倒腾经营文物。1916年，克罗夫茨前往多伦多访问。当时，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刚刚创建。他在酒店的桌子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彩色明信片，上面印着那座博物馆最近征集的一尊陶质佛像。克罗夫茨一眼看出，那是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件文物。随后，他与科雷利馆长取得了联系。1918年11月，克罗夫茨重返多伦多与馆长会面。

古董商开始向馆长展示现有存货的照片。接下来，两人之间发生了以下对话：“我从未见过这类文物，它们没有在英国出现过。”“您说得没错，它们属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好文物。”“或许你最好别谈价格，我们目前没有征集经费。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很想知道这两件东西值多少钱。”谈话在你来我往中继续进行。之后，科雷利（据他本人后来记述）说：“请把照片留在我这里。我无权让博物馆背上债务。但是，在我们让这批东西溜走之前，我要一分一分地从多伦多市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