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第3/4页）

端方的收藏事业蒸蒸日上，与此同时，他的政治生涯却日渐衰弱。长期以来，竞争对手一直嫉妒、厌恶端方。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后，他们对端方实施了报复。在朝臣相互争夺权力的混乱中，端方先是被任命负责安排慈禧太后复杂的葬礼活动。之后，他又被指控对慈禧太后大不敬，有悖天理，犯下了三项重罪：允许摄影师拍摄送葬队伍，亵渎神明，尽管端方曾经常与慈禧太后一起合影；允许将神圣陵墓周围的树木用作电线杆，罪加一等；其他吊唁者步行送葬，他却骑着高头大马。根据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据说端方犯下了“破坏宫廷礼仪的最严重罪行”。为此，他的随从被严判入狱。人们普遍相信，一手导演端方“贬职”的，是同治皇帝的皇后家族，原因是出于妒忌。作为中国最重要地区直隶省总督的端方，臊眉耷眼地默默退休回家。

两年后，端方在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工业博览会，广受好评。此后，北京再次发现了他的能力。当时，愤怒的改革派、贪婪的军阀、堆积如山的债务、声嘶力竭的学生示威等，都让慈禧太后的继承者不得安宁。

情况令人绝望。清王朝统治者向端方求助。根据当时英美记者埃德温·丁格尔记录，端方“被高看为‘封疆大吏’，他以机智和能力广为人知，可以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所有事务”。1911年春天，端方被任命为铁路督办大臣。

铁路已成为新中国生死攸关的组成部分。资金匮乏仍是铁路系统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其中部分原因是，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向西方支付了战争赔款，借款必不可少。1911年，“四强”（英、法、德、美）同意向中国提供总计为600万英镑的贷款。虽然那笔资金会给当地投资者带来一些损失，其中许多人是认购了现有债券的商人，但中国的铁路建设似乎可以借此向前推进。农民则担心新的省力机械会减少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尤其是那些靠马车运送货物的劳工。在六周之内，有18个省和地区宣布脱离北京独立。在四川，大街上挤满了示威人群，铁路投资者拒绝纳税，体现了以某种财政方式进行抗议的强硬挑衅。作为广东—汉口—成都国家铁路的督办大臣，端方前往四川恢复秩序，命令邻省湖北的一支军队前往镇压起义。10月，端方率领500人部队行军期间，武昌爆发了一场兵变。该事件被认为是推翻清王朝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端方在四川省界停止不前，权衡下一步行动。1911年11月27日，端方大臣下属的军队加入了起义，对满族统治者发出了愤怒呐喊。面对手下的反叛士兵，端方大声疾呼，要求士兵们保持克制。据某些记载，端方宣称自己的祖先实际上是陶姓汉族，而不是满族。此举没有奏效，作为封疆大吏的端方被抓，随后被砍掉了脑袋。

对端方最后时刻的记录相互矛盾。一个版本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它断言端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试图逃跑，却被抓获，被一名士兵用剑一通乱砍。据说，端方问道：“你要杀我吗？”士兵们则异口同声地大喊：“是的，跪下！”端方反驳道：“我不会下跪，你要杀便杀。”之后被砍死。另一个版本是，端方的确知道士兵们的谋杀计划，但他贿赂军官杀了一头猪。那些要杀害他的人一边摇动死猪，一边手挥血淋淋的刀剑，宣称已将端方就地正法。同时，他们要杀的端方本人，则身穿破旧衣服，安全逃回北京——一个未被证实的故事。

端方被杀的肮脏结局一目了然。按照中国传统，人在死后要保持身体完整。端方的家人同意拿钱赎回他的头颅和身体。托马斯·劳顿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根据20世纪30年代北京流传的故事，反叛士兵向端方家人提出高额赎金，以赎回他的头颅。端方的家人一方面愿意支付赎金，同时也不愿意直接与士兵打交道，担心被抓或被杀。最后，他们请瑞典工程师奥瓦尔·卡尔贝克代表他们出面。卡尔贝克已在中国居住了几年，汉语相当好；最重要的是，他认识端方……据说，卡尔贝克带着赎金，来到一个指定地点。反叛士兵头目数过钱后，对一位手下做了个手势。那人把手伸进一个装满煤油的大金属鼓，他抓住端方头颅上的辫子，把它举在空中，让卡尔贝克辨认。通过那种骇人方式，家人取回了端方的头颅用于下葬。

后来发生的另一个不同的续集，以更好方式对端方进行了缅怀。

家人赎回端方的遗体后，失去亲人的他们贫困交加，被迫出售端方的收藏。在端方的珍藏中，有一套青铜礼器，包含一件青铜禁、几件盛酒礼器。据说，那套礼器1901年出土于陕西西部宝鸡附近的一座陵墓。福开森曾在不同场合对它们进行过研究，他记得，端方先后分两次买下了那套青铜器。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展示，它们组合摆设的方式源于假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何慕文用语），因为“它们的年代或埋葬特征等所有证据，均已被破坏”。尽管如此，从青铜禁上面的侵蚀痕迹看，它们复原的形状看上去真实合理。

从1923年7月开始，福开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写过一系列令人兴奋的信，记录了那笔交易如何圆满完成。“那件青铜禁及其全套祭祀礼器独一无二，”福开森断言，“拥有它们，可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古代中国青铜器收藏方面永远处于领先地位。”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代理都在热切追求它们。但遗憾的是，“对于应从那套青铜礼器得到的价格，端方夫人和她的儿子有个过分想法。有人告诉他们，那套东西至少值50万美元。但是，我已打消了他们的错误想法”。福开森请求在北京取出12.5万美元，他认为端方家人将接受那个价格。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给了他10万美元。购买协商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10月，福开森写道：“关于购买事宜，我必须与端方夫人、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打交道。几天前，我以为问题已肯定得到了解决。然而直到一月份中国农历新年，我才等到了好时候的到来。”之后，购买事宜又节外生枝，起因是出现了家庭矛盾：母亲和儿子不再说话，夫妻不再一起生活。端方的合法继承人是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说，真正拥有那件青铜禁的女人，仅是一个继母。但是，福开森在信中以胜利号角结尾：“幸运的是，依靠我与端方总督的友谊和合作，此事得以处理，我在母与子、夫与妻之间进行协调，出售事宜有了结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得到那套杰出藏品的同时，还间接促成了端方家人之间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