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加拿大幽会中国（第2/6页）

随后，古董商收到了一张支票。藏品征集如行云流水般进行，绝大多数以跳楼价征购。在六年期间，前皮毛商克罗夫茨，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出售了5000多件墓葬雕塑、陶器和绘画藏品（参见彩色插图7）。1922年，当那对石狮抵达多伦多时，科雷利馆长通知古董商，说他获得了多伦多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那“属于现有最高荣誉，因为（加拿大）已不再授予爵士地位”。以下引用文字有助于解释那位供货商如何获得成功：“随着一条必须穿过早期陵墓的铁路开建，许多几乎不为人知的文物将会被发现。”此时，昔日的皮毛商，已成了乔治·克罗夫茨博士。这个尊称铺平了他向其他博物馆销售的通道。1923年，担任宾夕法尼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兰登·华尔纳宣称，科雷利馆长已同意与自己分享克罗夫茨博士最新猎获的中国文物。华尔纳提出，要特别关注那些“藏品中为数不少的杰出墓葬人物雕塑，以及类似的顶级代表作”。如华尔纳详细叙述，克罗夫茨提供的文物，补充了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中国唐代文物收藏：

在美国，至少在可见之处，尚未发现任何地方收藏有（比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更好的马、骆驼，或更令人恐怖的镇墓兽。那里收藏的一件釉陶骆驼极好，高度至少达到70厘米。在它的驼鞍上，一边挂着水囊……另一边挂着干肉、排骨和所有其他物品，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即便是写实的希腊艺术，也绝不会比那些杰出中国釉陶动物更加栩栩如生，不会比那些弯颈、立耳陶马的姿态更加雄伟。与我们西方古代世界的任何文物一样，可能属于陪葬品的成排人物塑像，充满活力，虽然它们体量不大，从未在想象艺术中达到登峰造极……但仍提供了一个研究机会。而我们美国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机会。仅此一点，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已把美国的博物馆甩到了后面。

华尔纳所言显得相当谦虚。同时也表明：在已成形的西方艺术体系中，为中国艺术定位，仍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在通常的艺术等级体系中，博物馆质量的艺术品起源于近东，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到成熟，进而传承至各自定位明确的不同阶段，一直延续到属于叛乱性质的现代主义艺术出现。但是，在那种艺术格局中，“中国艺术”的定位在哪里？拥有丰富复杂传统的中国艺术如何、为何自成体系独立演变？确实如此，牛津大学的克雷格·克鲁纳斯开展了一项名为《中国艺术》的调查，他在报告中写道，连“中国艺术”这个词汇，也属于“相当近期的发明，其历史不会超过一百年”。因此，学者和理论家做出了不懈努力，以破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寻找其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在探索中国艺术的过程中，自乔治·克罗夫茨开始，加拿大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1925年，克罗夫茨去世后，他的珍藏、照片和笔记本，都转给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它们对于创建中国文物年表，确定其来源和真伪，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克罗夫茨经手的特价商品最终都变成了博物馆的珍藏。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4人组合中的第3位是怀履光博士。1956年，他出版了《古代中国青铜文化》一书。他在该书扉页上，称自己“曾任河南省主教、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东亚艺术藏品部名誉主任”。之后，他又撰写了真正开创性的著作《古代中国的尸骨文化》。此前在1934年，他出版了《洛阳古代陵墓：对河南金村一组时代可能为公元前550年的王室陵墓建造及墓葬品的记录》。开封曾经是封建中国的一个都城。怀履光早期发现的一个令人存疑的闪光点，是他在开封三位一体教堂附近，发现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犹太教堂遗址。1912年，在开挖新传教士医院地基时，工人们用铁锹挖出了3块石碑，记载了古代犹太人的一处宗教崇拜地。

有关石碑时代和铭文意思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是，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在长达一千年时间里，开封是一个起源于古波斯地区犹太人部落的安身之地。实际上，马可波罗曾提及犹太人现身中国。随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几个世纪前的其他传教士，也都提到过此事。显然，开封犹太教堂原汁原味的安息日仪式，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50年代。那时，自然灾难使犹太人教堂遭到了毁坏。最近，犹太学者和以色列狂热分子，已确认并欢迎那些被流放犹太部落的后裔。

怀履光备受鼓舞，很快将考古学当成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利用实用主义方法开展研究，认为应与盗墓贼开展合作，既握手交流，也并肩挖掘。对此，我们找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及其艺术家、学者妻子维尔玛（她曾在怀履光最后署名出版物的封皮上画过素描）提供的证据。1982年，费正清出版了自传《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他在书中回忆道：“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争夺战中，怀履光做出的贡献超过了绝大多数外国人。我们拜访怀履光主教后一年多，发现他一直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寻求与当地从中国历史中获利的中国人合作，借以开展一项抢救工作，并取得了科学考古成就。”

此举的结果是，盗墓者通常会通过怀履光主教家的后门，把平日非法挖掘获得的战利品交付给他。因此，主教可在最新发现墓葬品转交北京古董商之前，对它们进行检查和征购。在怀履光的最后一部著作描述的8座陵墓中，只有一座属于科学发掘。其他7座陵墓都由洛阳铲直接刺穿进入墓中。洛阳铲属于特别适合盗墓的工具。在《甲骨文》一书中，彼得·赫斯勒有如此描述：洛阳铲是“一种从中间劈开的管状刀片，其后端捆绑一根长木棍”。那意味着三足青铜鼎等大件文物无法完整地从墓中取出，而是常常被强力捅破。“显然，那不属于暂时或偷偷摸摸的盗窃，而是一种长期活动，必定得到了地头蛇的保护。”费正清教授写道，“南京政府在河南没有任何根基。”中国的专业考古学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如洛阳金村大墓情况一样，重要陵墓在洗劫一空后被回填。费正清最后哀叹道：“其原因只是庄稼地太珍贵了。”

怀履光之所以能够与盗墓者开展不同寻常的合作，或得益于他的世俗生活方式。1873年，怀履光出生于英国的康沃尔市，父亲是英国共济会会员和工程承包商。威尔（大家都那么称呼他）4岁时，他的父亲迁至加拿大安大略省定居。年轻的怀履光很开朗，自以为是，却也要到教堂做礼拜。他每天都写日记，每篇日记前都引用一句《圣经》上的告诫语。青少年时期的怀履光一心向往冒险，决定当一名英国国教传教士。他进入了多伦多的威克里夫学院学习，于1896年获得圣职。怀履光在21岁时，散发了一首以“小苏格拉底”署名的诗。他在诗的最后写道：“与我一起大笑吧！我又成了男孩子。岁月较真不造假，今年我已二十一。”（令他惊喜的是，一家多伦多报纸发表了他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