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第4/8页）

与中国开展的战争赔偿谈判，进行了数月之久。中国同意赔偿33300万美元，由列强根据各自损失瓜分。回顾往事，柔克义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他指定将中国赔款用于美国大学奖学金，提供给中国有价值的男男女女。奖学金的获得者中，出了一位总统、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还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和公务员。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流亡到西安的清政府，准备在严寒的来年1月重返北京紫禁城。如《纽约时报》报道，在北京火车站有两个中国骑兵连，士兵们骑着白马，还有两个连的澳大利亚士兵，也同样骑着马。他们在等候专列进站，等待列车上的中国皇帝、皇太后、年轻的皇后、后妃以及宫女的到来：

两千名官员、亲王、总督、道台，身着绫罗绸缎和皮草，把车站弄得五彩缤纷。站台上，有一件黄袍时而在人群簇拥中熠熠闪亮。当皇帝现身时，所有迎驾的队伍纷纷拜倒，跪地不起，直到皇帝陛下坐进轿子……在中国骑兵带领下，迎驾马队从车站出发。随后是骑着毛发蓬松的蒙古马的官员大队、满族旗手、手持伞盖者和步枪兵，身披最近获赐黄袍的袁世凯总督、端坐八抬大轿上的皇帝。在他们的两边，各有一队步兵护卫。之后是随行人员同样招摇的皇太后……皇帝、太后经过时，列队道路旁边的士兵们下跪，举枪致敬。喇叭手不停吹奏各自乐器。虽然街道已被清场，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挤在行进路线的高处举手张望。这种情况在从前绝不允许出现。

之后是一系列的招待会。在理顺外国社团与清宫关系方面，康格夫人发挥了领先作用。1902年2月1日，在轿夫和中国骑兵护送下，外国使团的女眷和孩子，乘坐29乘绿色轿子前往紫禁城。换乘红色宫廷轿子后，由身穿黑袍的太监抬往宫殿门口。她们在那里面见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光绪皇帝。康格夫人是那群人中唯一来过紫禁城的人。她担任了女眷的发言人，祝贺慈禧太后等人重返紫禁城，表示希望“令人悲伤的刺痛，将会消退”，希望未来大家的关系更加坦诚，更加可信，更加友好。致辞等活动后，慈禧太后双手紧握康格夫人的两手。如康格夫人写道：“太后被自己的感情所征服。当她可以控制嗓音时，她说：‘我很后悔，为以前发生的骚乱悲伤，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从今以后，中国要成为外国人的朋友……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朋友。’”讲话结束时，慈禧转向康格夫人，拉开她的手，随后从自己手指上撸下“一枚厚重、镶嵌一颗精美珍珠的金戒指”。她把戒指戴到康格夫人的手指上，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扒下几件手镯，一股脑戴到康格夫人的手腕上。

莎拉·康格与慈禧手挽手，接受老佛爷的个人珠宝，使她受到了尖锐批评。约翰·奥特韦·珀西·布兰德是一名记者，为罗伯特·赫德爵士当了13年的私人秘书。他写过《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与同样不怎么有名的埃德蒙·巴克斯合著）一书，用充满污言秽语的文字，描述了大清帝国最后的日子。他在该书中称康格夫人是“一根筋”；对慈禧与公使夫人们的会面，也大唱反调。在给《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莫里森的一封信中，布兰德表达了自己的异议：

康格夫人念的稿子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感觉像一头白痴、愚昧的蠢驴。女眷去紫禁城参加招待会理所当然。但是，她们理应表现得与自己代表的文明相匹配。就在前不久，中国的皇宫和政府，对那个文明给予了无情蔑视和攻击。

莫里森则认为，那次会见，“是清廷返回紫禁城后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

康格夫人成了慈禧太后的朋友。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当时，那是美国主妇中十分流行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其领袖和创始人是记者玛丽·贝克·埃迪。与其他相识的传教士相比，康格夫人对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后显得更为宽容。她招待过宫女吃午餐，因此名声大噪。但是，一直让《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愤愤不平的是，康格夫人“与那位狠毒凶悍的老妇人慈禧太后相当亲密，还有一位美国人凯瑟琳小姐正在为她画像”。

实际上，正如康格夫人写给女儿劳拉的信中所言，她之所以想出为慈禧画像的主意，是因为“几个月以来，我对报纸刊登的不公平的讽刺插图感到愤慨，它们把太后陛下描绘得极其吓人”，而她“有一个日益强烈的愿望：应该让世界更多地看到她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让许多传记作者为之着迷的女人，面对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入侵，慈禧太后还是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失败以后，她经历了来自洋人的太多羞辱。在外国传教士眼里，慈禧落后、独裁。在记者眼中，她低能、贪婪、堕落、邪恶。慈禧太后的形象，当然应该得到修正。

从内心讲，康格夫人是一位收藏家。她“收藏”人，收藏家具和中国艺术品。她自我评价道：“在中国，我是一名探索者，对中国（万物）感兴趣。我欣赏它们的美丽，进而希望对制造它们的人民有所了解。”参加生日、特别庆典等活动，意味着赠送礼品。但是，康格夫人写道，在媒体批评她接受慈禧太后赠送手镯和戒指后，“外国公使要求，不允许再向清宫女士送礼”。那些口诛笔伐似乎对慈禧没有任何影响。康格夫人写道，她们再次会面时，慈禧甚至把她拉到旁边，强塞给她一个小玉人，并悄悄地打个手势告诫：“别告诉别人。”慈禧赠送的其他宫廷礼物，还包括宫里喂养的两条狗：一条狮子狗叫“谢尔扎”，另一条京巴狗叫“虎子”，以及送给康格夫人孙女的礼物。

与美国驻欧洲首都的使领馆相比，1898年的北京并非吃香之地。中国人知道，北京的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它位于紫禁城的东南方，被玉河一分为二。外国人贬称那里是“皇宫的下水道”。伊莱扎·西德莫尔经常去看望在使馆工作的弟弟，据她描述：“使馆区的街道脏乱不堪，那里的漂亮花卉，被弄得仿佛在尘土中打过滚，脏臭令人心生厌恶。使馆门外的街道成了一个垃圾场，堆满了各种令人恶心的污物。”尽管如此，在使馆的高墙之内，外交官们占据着另外一个别样世界：

正式欧洲居民所住的区域被打理得相当漂亮。从喧闹街道突然走进美不胜收的公园和花园，走入那里居民的客厅、舞厅，可看到那些杰出人士如在欧洲一样生活，自娱自乐。那种景象展现出北京天壤地别的最大反差，令人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