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第2/8页）

中国的主要展品位于“人文科学馆”。在家具、工业制品和农产品中，特别展示了“穿着中国本土服装的男女假模特。有些服装是浓艳的刺绣，表现了中国各省的不同服饰”。但是，对观众来说，那些展品似乎是“明显地拥挤”。他们抱怨展品“乱七八糟”。商人们按照自己理解的外国品味，为博览会提供专门展品：康熙、乾隆瓷器，汉代陶器，明代瓷罐、瓷瓶，重建的景德镇瓷窑（曾被太平天国起义破坏）烧制的新器皿（包括专为宫廷烧造的“贡瓷”复制品），古代青铜器，玉器，象牙制品，以及大卷大卷的丝绸等。

此时，中国艺术被归类为“应用”，而不是“美术”。只有一件展品——美国人凯瑟琳·卡尔为慈禧太后所画的肖像油画，进入到美术馆中展出。当时，凯瑟琳的兄弟弗朗西斯·卡尔在中国。他作为清朝高级官员，在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长罗伯特·赫德爵士手下工作。卡尔担任了圣路易斯博览会的副监督，负责中国展品的收集和布展。人们推测，是卡尔说服了博览会将姐姐所作的肖像油画放入美术馆，而不是与其他中国展品一起在人文科学馆展出。

在中国，最令人感兴趣的外国人是罗伯特·赫德爵士。他是弗朗西斯·卡尔的上司，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超过了45年。赫德爵士在大清帝国负责收税，监管港口、边界、灯塔和2500个邮局。同时，他还承担欧洲人与中国人协商调解人的角色。有传言说，赫德是天子之下最有权力之人。一位朋友宣称，如果赫德没有为英国扩展领土，“为避免另一个帝国灭亡，他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赫德支持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负责中国参加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查尔斯·阿迪斯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银行家，后来担任了英格兰银行的行长。19世纪90年代，他为赫德爵士留下了以下描述：

赫德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却显得腼腆，毫不张扬，讲起话来索然无味。他喜欢以相当阿谀奉承的方式对待（貌美的）女士……他从不外出，活在工作文件的包围中……他按规律过日子。早起，读10分钟古典作品，拉10分钟大提琴，每天下午睡一个小时，等等。开始读一本书时，他会告诉你他将在哪一分钟读完……他是梦游者……一位极好的组织者，使他庞大的机构运作得如同一台完美机器……一个毫无疑问的利己主义者。赫德无论干什么，都要干得十全十美……如果哪里有伤，会用几年时间疗养……他没有朋友，没有知己，从不锻炼身体……赫德属于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之一，但他发现自己来得太晚，很难与其情况相同的人打成一片。因此，赫德活得孤独，孑然一身。

人们经常称赞赫德爵士清正廉洁。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北爱尔兰人赫德在1908年退休时，仍拥有50万英镑的财产，相当于当时的250万美元。赫德也为自己的任人唯亲深感内疚。虽然妻子赫斯特于1882年回归家庭当全职太太，但她布雷登家族的亲戚们，仍在赫德管理的大清帝国海关留任。（1867年，赫德结婚周年纪念，他写道，自己“难以找到更好的妻子……同时，婚姻也确实干涉了男人的工作”。）

赫德夫人回英国时，赫德在中国情妇帮助下抚养3个孩子。赫德以对女人眼光独到广为人知。因此，在自家暂住的金发女郎房客引起了他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那位金发女郎，便是赫德夫人布雷登家族的亲戚凯瑟琳·卡尔。“今天，凯瑟琳小姐离开了康格公使的家，搬到了我这里居住，”赫德爵士写道，“她非常轻松活泼。实际上，她更像一阵旋风。我担心，适合我健康和工作的静怡之地，将会因此白受干扰，或许也会带来某些好处。”1902年10月，凯瑟琳跟随母亲，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抵达中国，前往中国通商口岸芝罘（烟台）看望兄弟弗朗西斯。凯瑟琳曾就读于巴黎朱利安美术学院，喜欢诸如约翰·辛格·萨金特之类的美国画家。她个子不高，面有雀斑，健壮结实，自信满满，总是带着一脸迷人的微笑。经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莎拉·康格推荐，慈禧太后选择了凯瑟琳作为自己的肖像画家。赫德爵士甚是高兴，很快从欧洲快递订购了7米多的画布和一些油画颜料，帮助女房客从事艺术创作。

紫禁城的占星家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1903年8月5日11时），让凯瑟琳与慈禧太后首次见面。慈禧太后去了美国公使馆，待了3个小时后回来。陪同她的有莎拉·康格和翻译路易莎·裕庾（原名路易莎·皮尔森）。路易莎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一位波士顿出生的上海商人。此时她是清朝一位官员的太太。准备工作结束后，凯瑟琳的草图获得了批准。凯瑟琳发现，自己的艺术眼光升华为了宫廷传统，如她所述：

太后陛下身着一套正式冬季官服，裘毛衬里使原已紧绷的刺绣绸缎更显僵硬。在偶尔出现任何皱纹的地方，都有珍珠流苏包裹皱边，借以拉平皱褶……在官服外套之上，她披着那件著名的珍珠斗篷，戴着一串长长的珍珠饰带，以及许多珍奇异宝作为发饰。她的小袖衬着毛皮，半掩一双玉手。尖尖玉指戴着长而弯曲的指甲和宝石护手，把手掌遮挡得严严实实，使那双手的画面效果最不尽如人意。

随后，路易莎夫人谈到了摆姿势的话题。但是慈禧太后坚持己见。最后，慈禧太后同意了肖像所采用的姿势，以及带水仙和“双喜”图案的黄色锦缎服装。接下来，她们确定了肖像的巨大尺寸——1.83米×3.05米。由于宫廷的木匠不会拉开油画布，那份工作就落在了画家本人和一大群太监身上。“我自己使用铁钳子拉拽画布，”凯瑟琳写道，“太监们站在凳子上，拽住画布四角。一个太监拿着大头针，另一个拿着锤子……我每发出一个口令，总管太监都会大声重复一遍。每当太监们没能领会我的指令，总管太监会呵斥他们，威胁要‘打竹板’。最后，我完成了那个艰巨任务，伸开撑好了巨大画布。”

最初，大家一致同意，把画像的次数定为两次。但是，慈禧被画像那件事儿弄得挺着迷，整个过程一拖就是9个月。凯瑟琳则像个犯人，居住在醇亲王的宫殿里，直到占星家宣布：肖像必须于1904年4月19日4时完成。此时出现了问题。慈禧觉得画像不再好玩，难以安静下来。路易莎的女儿德龄，只得作为替身摆出姿势。而且，慈禧太后并不认可西方的艺术习惯，比如明暗法：“我不想让人们在那里想象，我的脸是一半儿白，一半儿黑。”慈禧还以为画面上的珠宝可以轻而易举地去除，就像从人身上摘下来一样。最终，慈禧的肖像以四平八稳结束。那种效果并非画家本人的过错。凯瑟琳给一位东方学者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