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

1912年1月1日，革命党领导人、改信基督教的孙中山，结束外国流亡返回南京，就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新任太后隆裕（光绪皇帝的遗孀）签署了《清帝逊位诏书》，标志着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当时，隆裕太后当着6岁的溥仪的面，泪如雨下地宣读了消灭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退位布告。根据协议条款，宣统皇帝及其亲属、太监以及清宫珍宝，可继续留在紫禁城内，并得到每年400万银元的津贴，用以支付家庭开支。

此时，北京的外交界面临着一个调整期。罗斯福的继任者、美国新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是一位共和党人。他指定伊利诺伊州的律师威廉·詹姆斯·卡尔霍恩接替柔克义，担任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1909年，卡尔霍恩与妻子露西·门罗来到中国。他承认，卸下行李时，他“对那个国家一无所知……对它既不偏爱，也不反对”。但是，1913年离开中国时，卡尔霍恩公使的“心弦被深深打动”。直到那时，在北京常驻，仍被认为是一件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工作。然而，美国游客已开始在中国出现，美国公使馆接待了一系列重要参访者。1908年11月，据俄国外交官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记载，北京已成为“聚会上永不停止的旋转木马。每个外国公使馆都努力比其他同伴做得更出彩：俄国公使馆举办了芭蕾舞会，俄国公使的可爱女儿成了众星环绕的耀眼彗星；法国公使馆组织了音乐会，法国公使的美貌妻子，在拉威尔乐曲伴奏下，跳起了波列罗舞；法国银行搞起了化装舞会，大家身着奇装异服，被香槟酒弄得醉意醺醺，花园里挂着中国灯笼，空气中弥漫着浪漫气息”。

美国公使夫人露西的姐姐哈里特·门罗，是芝加哥著名文学杂志《诗歌》的创始人和编辑。在美国先锋派文学中，那份杂志具有重要影响力。1910年，哈里特前往北京看望妹妹，轻而易举地落入北京外国侨民的生活俗套：去北戴河避暑、骑马、参加秋季国宴等。宴会时，未婚女人和单身汉坐在餐桌下端，公使及其妻子，则严格按照先后次序坐在上端。哈里特写了许多家信，她注意到两个微小变化，预示着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即将来临：“满族妇女陪同丈夫参加外国人举办的晚宴。对上层汉族妇女来说，裹脚正变得不再受人追捧。”

1909年至1910年，铁路巨头查尔斯·朗·弗利尔在北京租了一套公寓居住。像他这样的富翁们，都选择北京六国饭店作为自己的领地。六国饭店建于1905年，初衷是接待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来华的欧洲旅客。1919年，美国作家艾伦·拉·莫特对那座饭店进行了描述，称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酒店”，各国在那里“碰头、交往、共同研究，打算互相‘搞’，也一起‘搞’中国”。六国饭店位于北京的使馆区，交通便利，提供最好的法国葡萄酒和法式大餐。看到北京开始变得西洋化，荷兰人亨利·博雷尔写下了自己的不快：

一杯雪莉酒、一支香烟、一份法文报纸。我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周围的人，与在比利时奥斯坦德、法国比亚里茨、德国威斯巴登见到的人完全一个熊样……精明的商人和百无聊赖者。天哪！那些人在北京究竟干些啥？“你喜欢北京吗？”我听到……一个女人又高又尖的嗓音：“非常漂亮，非常有意思。昨天我们去南口附近的明陵了。哎呀呀，那里太美了，美极了。”北京展现给我的，就是那个样子。皇帝、天子的圣城，已被环球旅行者和游手好闲之流的势利所玷污。那些人强迫自己乘坐火车，轰隆隆冒着浓烟，穿越北京的城墙。而那些城墙，早已无力保护北京的那份纯真。走到饭店外面，往左，往右，都是人声鼎沸，更加嘈杂。我听到锤子敲打的声音一直响个不停，似乎现代人已经占领了北京。他们正扬扬得意，在古老的北方鞑靼圣城之上，耸立起一座崭新、粗俗的国际化城市。

哈里特在北京期间，卡尔霍恩夫妇为弗利尔举办了招待会，邀请了美国和中国官员参加。不仅如此，卡尔霍恩公使还为弗利尔的在华旅行，提供了后勤保障和安全护卫。对此，弗利尔感到羞愧难当，他给生意伙伴弗兰克·赫克写信道：“当然，我不值得引起如此关注。如你所知，我也不在乎是否被关注。但是，北京的使馆圈，已获悉我去年在中国发现了那些东西，包括我最近获得的一些文物。他们觉得，我或是一位圣人，或是一个傻蛋。我想，他们正在努力向我学习。”哈里特说，在弗利尔指导下，她似乎对绘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刹那间一头扎进中国艺术之中”。她写道：“中国绘画卖出高价的好消息，以神秘暗流的方式传遍了中国大地。那些有数百年历史家族的‘领头羊’，从边远省份悄悄来到北京。他们的腋下夹着长期以来秘不示人的珍贵卷轴画。”弗利尔是“大家追逐的金主”，而他也是“每战必胜，常有贫困潦倒的清朝官员向他展示自己最稀罕的珍藏”。弗利尔带哈里特到北京最著名的古董店，以及“他自己的中国宫（在鞑靼城的房屋）。他新征集的藏品都在那里存放，并有经验老到的人看守。为了帮助我学习，弗利尔打开许多卷轴画让我观赏”。

前总督端方邀请弗利尔和哈利特共进午餐，向他们展示了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它们来自陕西省。那时，端方在那里担任总督。“端方心里有个计划，要在北京建一座博物馆。”几年后，哈里特回忆道，“但是，端方的后人穷困潦倒，把他的藏品四处变卖。他让我们看的那套青铜礼器，目前已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朱丽叶·布雷登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侄女，也是旅行指南《北京》（1919年）一书的作者。据她记载，端方被砍头后，他的藏品出售，“吸引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竞拍者，在远东艺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与在欧洲举办古希腊大理石雕塑拍卖会的效果一样”。（露西本人也有意外收获，她和丈夫离开紫禁城时，隆裕太后把一幅卷轴画送到他们车上，说是送给美国公使的离别礼物。目前，那幅《牡丹盛开图》卷轴画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虽然上面有隆裕太后的印章以及一段简短题跋，称那是“御笔”作品，其作者是谁至今仍然不详。）

随着对中国艺术兴趣的增长，卢芹斋和日本人山中之类的古董商，开始派人前往中国农村地区侦查。在上海，前传教士福开森，即将把所藏绘画出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中国的铁路在扩展，古墓葬不断被发现，为收藏家创造了崭新机会。很快，专业收藏家开始与加入这个游戏的业余选手同台竞技。布雷登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