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第3/8页）

我曾经梦想，把慈禧太后画得像一尊佛像：她在清王朝古老的龙椅上端坐，弯曲的美臂、玉手摆放在龙椅扶手之上，使它们的优雅，与扶手的严峻线条形成反差……慈禧具有极其吸引人的个性，仅此一点，就能使肖像抓住观众。在龙椅的左边，我会安放一个巨大的宫廷火盆，蓝色的火焰跳向空中。火焰的光芒，在她的珠宝和服饰皱纹上到处闪耀。整个画面弥漫着一种蓝色熏香烟雾，从古老青铜香炉之中冉冉升起。在画面底部，慈禧太后的脚下有一对龙，张牙舞爪，难以驾驭。而慈禧那位“永恒女性”，则眼神神秘莫测，流露出永远令人难以捉摸的光亮。慈禧应是明察秋毫。她以近乎残酷的洞察力，将周围的一切谜团尽收眼底。在暗淡内景中，她的面部应该是光彩照人。因为，她的个性，已超越了她所身处的真实环境。我应努力在那张极具个性的脸上，展现慈禧本性中的所有能量和长处，放大那张脸的每个特点，而不是使用柔和的线条。

不管怎样，慈禧太后对肖像效果十分满意。她要求凯瑟琳留下来，继续创作更多肖像。凯瑟琳有礼貌地拒绝了太后的请求。但是，作为对凯瑟琳努力的奖赏，慈禧向她授予了“双龙宝星”奖章和二类三级勋章；同时，还赏赐她一条名为“金琥珀”的北京哈巴狗，以及为3幅肖像画支付的1500英国畿尼。在春节期间，周到细致的慈禧太后，又送给凯瑟琳两件裘毛衬里衣服，它们对欧式服装和中式服装进行了折中：一条褶皱裙，其正前中间带有刺绣镶嵌杂色条纹，以及上身所穿的短上衣。乔装打扮后，凯瑟琳为自己拍了照片。她头戴慈禧设计的黑貂毛皮帽，那是太后从旧印刷图片上复制的成果。

肖像完成后，慈禧设计了樟木相框，让人制作了一个与画像匹配的巨大架子。从那时起，人们对待路易莎所作肖像，就像对待活女神一样。那套宫廷展示首先邀请各国公使馆女眷进行专场鉴赏。慈禧太后先是在金銮殿接见她们，之后再用四周带帷幔的轿子，把她们抬到凯瑟琳的宽敞工作室，那里配备有适合作画的灯光。公使女眷在那里赏画，陪同她们的还有宫里的女眷。第二天，受邀享此殊荣的是王子们和其他王公贵族，由于他们不得进入宫内后妃居住区，只得把肖像画搬到外面。人们搭起脚手架，把画像放到画架上，并让路易莎的儿子荀龄为肖像拍照。

慈禧太后的肖像，通过专门建造的铁路运往火车站，“因为一般运输工具，被认为不适合运送太后陛下的肖像”。另有一趟专列把“圣像”运往天津港，在那里受到了地方总督及其官员的迎驾，继而乘开往上海的轮船，转船驶往旧金山。之后，在官员护送下，乘坐列车包厢抵达圣路易斯。6月19日4时（我们猜测那个日期和时辰并非巧合），溥伦亲王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美术馆迎接“圣像”。美术馆的助理馆长和董事会几位成员，参加了肖像的开箱活动。人们拿开包裹肖像的黄绸缎，用香槟庆祝肖像的大驾光临。

博览会结束后，肖像被运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公使把它赠送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代表美国接受了那件礼物。后来，肖像被转往史密森尼学会，出借给了台北历史博物馆。它在那里逐渐憔悴，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送回华盛顿修复。目前，那幅肖像有了崭新的特制画框，属于赛克勒美术馆的馆藏。凯瑟琳·卡尔则返回纽约居住。1938年，她在洗澡时被烧伤，死于非命。1905年，凯瑟琳出版了《与慈禧太后为伴》一书，将其献给了罗伯特·赫德爵士。2012年，该书被再版发行。

麦金利总统挑选的美国驻中国公使，是自己在法学院时的密友、前爱荷华州国会议员埃德温·康格。1898年7月，康格作为美国全权代表公使抵达中国。当时正值中国开始发生攻击基督教徒事件，进而引发了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报纸报道，康格死于中国狂热分子之手，那也是他的命运）。今天看来，康格被选为驻华公使令人难以理解。他之前在美国驻巴西使馆任过职，对远东事务一无所知。康格不仅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法语。义和团起义失败后，有关赔偿协商使用的语言正是法语。幸好，康格得到了麦金利的特使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的帮助，柔克义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中文，也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密友。“庚子赔款”谈判时，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情况：只允许公使参加正式会议。因此，柔克义只得依靠其他公使透露的消息。尽管如此，在给海约翰的信中，柔克义这样谈及康格：“我和康格相互欣赏，一见如故。他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热烈欢迎，把我作为合作者予以接纳，我对此感激不尽。”

1900年9月，柔克义抵达北京，那里已是一片废墟，见证了仍在中国北方发生的恐怖场面。柔克义写道：

从大沽到北京，整个中国完全处于完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多亏有了外国军队的出现，给那里带去了秩序。“遵守纪律的欧洲军队”四处指挥运作，肯定与13世纪蒙古军队的所作所为别无两样。从海滨到北京，几乎没有一座房屋不被抢劫，其中所有可移动物品被洗劫一空，有一半房屋被一把大火点燃烧毁。北京一直遭受最被认可的方式掠夺：从将军到随军流动的平民，从列强公使到最低等随员，从主教到等级最低的传教士，大家都在偷、抢、掠夺、敲诈勒索，干着耻辱的勾当——而那些行为目前仍在继续进行。昨天，我和夫人一起沿城墙走到了古观象台，那里有壮观的青铜观象仪器，有些可能建造于13世纪。我们看到，法国和德国士兵正一件件拆卸那些青铜观象仪，把它们运往巴黎和柏林。那些东西安然无恙留存了7个世纪，却未能逃过文明西方人的劫难。

“法国人和德国人可以暂时休战，不计前嫌，像双胞胎一样打家劫舍。”柔克义抱怨道，但是，在他的轻蔑嘲笑中，美国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此次对中国的远征，将作为本世纪最不光彩事件，被历史铭记。让我心碎的是，美国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的书记被杀，超过30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大批传教士未能幸免于难，外国和中国基督教徒的财产也被破坏或损毁。马克·吐温是美国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者。针对传教士将中国赔偿的鲜血钱“用于传播福音”的呼吁，他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致坐在黑暗之中的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麦金利总统、英国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称他们是“文明之福基金会”，试图“把文明之福传给我们坐在黑暗之中的兄弟”。在此，我们引用他一小段揶揄挖苦文字：德国皇帝“在山东暴乱中损失了几名传教士”，而“中国则不得不向他们每人支付10万美元和近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土地价值2000万美元，居住着数百万居民，还要为此建立一座纪念碑和一座基督教堂。在指望中国人记住那些传教士的同时，又要他们忘记那些纪念物背后的昂贵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