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第2/6页）

当你看完了所有宫殿，“游览”了所有寺庙和陵墓。北京还有一个永远令人乐此不疲、兴致盎然的活动——购物。很少有外地人能够抵御那种诱惑，可以讨价还价购买古代瓷器、青铜器、刺绣或任何合乎个人品味的东西。在北京居住，那种嗜好迟早会使人形成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我们不以为耻，相互察看对方家里墙上悬挂的绘画。在餐桌上翻看主人的餐具，看它们是否有款儿，是否属于真品。晚饭后，拿起主人的漆器，掂掂它的重量，唐突地询问主人最近征集藏品的价钱。在巴黎或伦敦，这样的举止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在某位游客诙谐称为“老古董店”的北京，那些行为被人容忍，被人理解。如果你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会购买那些东西。

春节前，是下手买入的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人手头都紧，他们要给亲戚买大量礼物，向店主还债，以便明年还能赊欠。常驻北京的外国人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跑腿伙计拿着蓝布包过来，让外国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验货。老客户喜欢那种买卖方式，因为店主知道他们有没有品味，从而投其所好。一幅幅卷轴画被打开，供外国人察看：经过装裱的花鸟、山水画，都附带着书法题跋。另一种方式是登门到店，如布雷登所解释，北京的古董店，决不能以外观评价：“北京最大、最整洁的古董店，或许不会有最好的东西。深藏某条死胡同的某位店主，常常会有最罕见的珍品——正如他的小店有着最高调的名称……一个角落处的知名小店叫‘荣耀万世’，能拿出一件最令人钦佩的雍正珐琅彩盒。北京前门大街的东面，是脏乱差的北京版‘圣迹区’（巴黎小偷、乞丐的聚集地），那里出现了许多好东西。”古董店在那里的街道上扎堆，街道则以玉、刺绣、银和灯笼等词汇取名。淘宝者喜欢去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的琉璃厂。此时，由于游客已通过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对中国艺术有了了解。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抢劫者遗漏了许多珍宝，它们仍然充斥着北京。露西·卡尔霍恩通过《纽约时报》，向读者介绍了如何在“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董店”的北京购买古董：进入古董店后，当店主掀开挂在过道上的蓝布帘，舞蹈就开始了，那里显露出：

一些明代青铜器、瓷碗。在灯光照射的一个玻璃柜中，摆放着雕刻精致的白玉、棕玉、变得黝黑的青玉以及发白的翡翠。或许你对其中某件东西出价，远低于店主的开价，但还不算离谱。此时，店主对你的出价不屑一顾，却会察觉到你的品位，之后邀请你深入探索他的领地。他带领你穿过一个院子，进入一个更大房间。你站在那里，面前的美物让你目瞪口呆：汉代青铜器，道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精致圆碗，乾隆珐琅器，康熙皇帝监造的完美青花瓷，镶银边浅浮雕刻人物椰壳洗指碗，一尊优雅的白玉观音像，明代蓝紫陶器，一只宋代白瓷碗或一只珍贵的紫蓝釉碗。

自始至终，店主都在观察你，看是否值得向你展示、推销那些高端货物。如果他认可了你，下次会像老朋友一样对待你。

但是，在那个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制作高仿赝品，附上凭空编造的来自寺庙的证明。如布雷登警告她的读者：

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当某些魅力十足的东西与你的幻想碰撞，千万别忘了：西方古董商的所有诡计，以及源于他们的无数把戏，中国古董商并不陌生。他们拨弄珍珠，使它们看起来像老珠子；掩埋青铜器，为它们增添古色古韵；将皮毛制品染色；对刺绣和象牙制品进行烟熏；对玉器进行仿制和着色；将水晶染色；假造制作日期，在新瓷瓶上巧妙嵌入老瓶底，等等。店主无法抗拒诱惑，在质量或价格上欺骗新手，或兼而有之。最阿谀奉承、最信誓旦旦的古董店主，通常是最不守规矩的坏蛋。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此后，中国人剪掉了辫子，不再裹脚。精美的满族头饰，被女式短发样式取而代之，包括20世纪20年代西方不拘传统时髦女子追捧的短发。随着清宫土崩瓦解，正式服装一夜之间被淘汰。曾经身穿刺绣锦缎服饰的官员们，此时已是一身西式装扮。“真是太可恶了，”来北京访问的柔克义认为，“中国人穿欧式服装，真让人无法忍受。所有那些刻意模仿更是如此。”露西·卡尔霍恩对姐姐哈里特写道：“我没有意识到，满族亲王们在出售珍宝。但是我最近得到了一些不错的绘画。”此时，露西有了一个副业，成了“芝加哥古董商协会”的“采摘手”。那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个附属机构。她打算用自己那份小津贴，购买“一件皇帝龙袍……一件精美绝伦的老缂丝外套……以及一些老缂丝寺庙悬挂物”。她宣称，波士顿美术馆专家冈仓天心断言，它们“属于同类中的最佳”。当时，冈仓天心正在北京，为该馆征集藏品。“芝加哥古董商协会”同意了她的建议。那些东西从中国运往芝加哥，受到了热情关注。“如果他们以为那些东西是现代制品，我一点儿都不惊奇。”在给该协会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中，露西答复道，“它们看上去太新了。但是，北京人都知道，它们是老东西。丝绸的质量、色彩，特别是金丝线的状况，以及工艺特点，都与我们这个时代无关，它们属于另外一个时代。今天不可能复制出来。”然而，1913年，卡尔霍恩夫妇结束了在中国的田园生活，返回了自己的美国家乡。

卡尔霍恩公使观察到：“在那些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中，有一个奇怪现象：他们似乎再也不会满意在其他任何地方生活。他们显然被某种臭虫叮咬过，血液中感染了某种病毒，只能忍受得了在中国生活。”他的上述描述，或许对妻子露西算是恰如其分。1916年，卡尔霍恩死于中风。露西在丈夫死后，前往法国逗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医院工作。后来，她重返北京。此后的20多年，“露西阿姨”一直住在北京，成了那里“外国人阶层”的社会名流。她把“大马神庙胡同”一个经过修复的18世纪佛寺，变成了“自己的家”，里面装配了舒适的西式设施，有电，有下水道。乔治·凯茨回忆道：1933年，在一个满月的夜晚，“露西阿姨”主办了一个聚会，活动包括拉拽运河上的一条船，穿过河上漂浮的成百上千盏莲花灯。客人们则一身晚礼服，欢蹦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