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鉴赏家

著名学者贝特霍尔德·劳费尔身材矮小，衣冠楚楚。1934年9月13日，他从芝加哥滨湖酒店8楼的逃生梯上，跳楼自杀身亡。劳费尔在菲尔德博物馆人类学部，当了20多年的研究员。他跳楼的地方，正位于该馆南面8公里处。导致劳费尔跳楼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人们至今仍在推测（之前不久，他被诊断出身患癌症）。毫无争议的是，劳费尔属于美国屈指可数的几位知识分子。美国在中国艺术收藏和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源于他们的赐予。

劳费尔的一位同事如此描述他：“小骨架，欧洲学者派头，鼠灰色头发中分，戴夹鼻眼镜，皮肤灰黄。”劳费尔喜欢严肃的黑色正装，穿戴老式硬翻领。他的双手，“几乎与白瓷无异”；与人握手时“给人不硬不软但又倾向于软的感觉”。从劳费尔早年所写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很乖僻，厌恶人类。早年在芝加哥时，劳费尔给自己的导师弗朗茨·博厄斯写信，他哀叹道：“我缺少知识上的刺激，正在变成木乃伊。芝加哥没有一星半点儿的文化知识。”劳费尔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却因此成为一个有大把时间挥霍的员工。他以在办公室工作16小时为荣，操一口浓重的德国口音，在办公室两个拉盖书桌上来回顾盼，沉溺于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校订工作。然而，据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事爆料，劳费尔蔑视自己的工作单位，称那里是一处“犀牛化石仍在蠕动的地方”。

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称赞劳费尔是“美国顶尖的汉学家”。劳费尔对导师博厄斯自吹自擂道：“我将为美国的民族志和考古学打下一个全新、坚实的基础……我将为人类学家……占领中国。”在学术研究和收藏两个领域，劳费尔均颇有建树。他编写出版了450部著作，遗留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书房、塞满档案的壁柜，将一批重要艺术品和人类学文物留给了3座博物馆：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无论是周代玉器、汉代陶瓷还是安阳出土的青铜器，博物馆研究员和收藏家都会请劳费尔鉴定、估价，费用通常高达每天500美元，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也是如此。经劳费尔鉴定后，收藏家们才会将藏品进行交换、展览，最后再将“备受其赏识”（一语双关）、可获得相应免税的物件，捐赠给美国各地的博物馆。

然而，劳费尔的好名声，却遭遇了不公正的凋谢。劳费尔是学术领域的受害者，陷入艺术与社会科学血腥相争的交会处。习惯旧学科的人，对作为新兴民族志开拓者的劳费尔充满怀疑。但是，在劳费尔的出生地德国，学者们成为对所有社会制度进行宽容探究的领路人。马克斯·韦伯就属于最早留意中国文人选拔制度的西方学者，称中国文人“是迈向理性行政的旗手”。韦伯写道：实际上，中国文人，“作为统治阶层延续了2000多年”。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劳费尔是一位开拓者。当时，对如何确定中国在现代文明崛起中的地位，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劳费尔成为冲上前线的斗士。学术和政治领袖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历史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相似：适者无情地上升至顶端。在那个阶梯上，原始民族和非白人处于底层；富于创新、开明、努力向上的欧美人占据着顶端。显然，中国的位置成了问题。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陈腐。然而，中国人的祖先，却独立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那3项发明创造，被认为推动了西方的崛起。在人类探险记录中，该如何定位15世纪中国明朝的航海？太监郑和船长是穆斯林，曾率领永乐皇帝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难道他不应该享受与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一样的历史地位？当伦敦还是一片沼泽、巴黎还是一座古罗马城堡时，“中央帝国”的商人们，正沿着丝绸之路行进，与中亚和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因此，我们为何不能平行，而不是垂直地评价不同的文化？为何不能检验每个文化如何以不同方式适应独特的环境？对此，劳费尔与自己的导师、德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一样，支持那些相对论者。

还有另一个相关问题：西方人该如何理解中国艺术？如何看待那些奇怪的卷轴画、说教式的佛造像，以及色彩浓淡细致入微的陶瓷？那些东西属于民族志研究的民间艺术，还是贸易商品？或者可能属于19世纪欧美审美运动的先驱？在费城（1876）、芝加哥（1893）和圣路易斯（1904）接二连三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上，那3类东西都被作为亚洲艺术的例证公开展示。19世纪末，对于如何展示或分类中国艺术，人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持续不断的考察中，劳费尔本人相信：中国的古代文物，特别是玉器、铜器和雕塑，属于世界级艺术。即便是那些最普通的家用器皿和匠人工具，都成为中国无法永恒保存的传统文化证据。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之际，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显得岌岌可危。

1874年，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在柏林大学读完了本科，在莱比锡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时，劳费尔参加了“柏林东方语言研讨会”，展现出超强的语言能力。劳费尔自称能够运用十几种亚洲语言，包括闪米特语、波斯语、梵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古语、德拉威语、藏语，以及欧洲的主要语言（包括俄语）。弗朗茨·博厄斯属于人类学的造物主之一，他为刚刚博士毕业的劳费尔找了个差事，让他参加美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的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队（1898—1900），任务是考察亚洲与北美之间的联系。更具体地说，劳费尔要对当时属于新鲜、充满争议的学说进行评估。那个学说认为北美印第安人的祖先起源于亚洲，他们穿越白令海峡抵达北美。劳费尔通过那次考察，到达了日本本土和萨哈林岛。虽然劳费尔对白令海峡争论没有多少贡献，他还是带回家一大批文物和必要资料。

当时，纽约的银行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特别关注是否有可能投资铁路，以及有利可图的进出口生意。因此，劳费尔再次参加考察队时，已被提升为博物馆管理人员，任务是收集“表现中国风俗习惯、信仰、工业和生活方式的藏品”，以“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中国人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的极高成就，弥漫中国人一生的对艺术的热爱……我们也希望，借此激发公众更加尊重中国文明取得的成就”。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唯一参与者，劳费尔参加了1901年至1904年前往中国的考察队。考察队的赞助人，是雅各布·席夫。他也是德国犹太移民，担任库恩银行和罗博公司的主管。为获得在中国从事铁路建设、开矿和其他工业生产的特许权，席夫与俄亥俄州前参议员卡尔文·布赖斯、铁路大王哈里曼、摩根和其他人合作，成立了美中发展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