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鉴赏家（第2/4页）

劳费尔的考察行程主要集中在蛮荒自然界。因此，使用“考察”一词或许不太恰当。劳费尔更喜欢在大城市的胡同里征购藏品。征集同时代物品时，博厄斯要求亲眼面试。劳费尔则不然，更愿意从中国古代文献，而不是从与工匠交谈中收集信息。在中国内地旅行时，劳费尔随身携带了两小箱子参考书。据简·方婷和吴同合著的《发掘中国历史》（1973年出版）一书记述：劳费尔在中国大范围旅行时，正值兵荒马乱，因此只能推测他如何、在哪里得到了自己的藏品。或许，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光明正大。简·方婷和吴同写道：劳费尔的考察硕果累累，因为“他并没有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西安和北京，从中国古董商手里征集考古文物”。在那方面，劳费尔比中国学者更有优势。因为对于购买明器或墓葬文物，劳费尔没有什么忌讳和禁忌。

义和团运动之后，劳费尔期盼中国会走向现代化。作为民族志学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濒于毁灭的文化，拯救人民使其避免灭亡”。劳费尔认为：展现中国人精神的，是那些简陋平凡的小玩意儿，从中医中药用具，到鸽子哨、蛐蛐罐、消遣品、木偶和谜语；而不是“皇宫里那些昂贵的瓷器和一流的珍宝”。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现任研究员罗若尔·肯德尔总结道：劳费尔去中国考察的结果，使该馆拥有了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民族志藏品，其内容之丰富属于北美之最。劳费尔兴高采烈地给博厄斯写道：“在中国，没有我未踩过的道儿，没有我未钻过的洞窟……没有未被我的求知欲考察过的地方。”

1901年8月初，劳费尔抵达上海，在那里停留了六周。之后，他跑遍了江苏和浙江，参观苏州、杭州后，于12月抵达北京。劳费尔在北京逗留了一年，顺便参观了长城、十三陵、御窑，还去河北省北部游览了承德（热河）的避暑山庄。劳费尔返回上海，以便将收集的文物和书籍运走。随后，他乘船前往南京和武汉，乘坐驴车前往西安。1903年10月，劳费尔来到了天津港，随行的7辆马车满载着古代陶瓷和青铜器。在山东工作3个月后，劳费尔最后一次去上海，又从那里运走了50箱东西。1904年4月，劳费尔起航离开中国。他先后分9批运送了总计305大箱物品，总数惊人，包括了7500件文物、500册古籍善本以及500个蜡筒唱片。

如劳费尔给博厄斯信中所写：到了那时，他似乎已完全入乡随俗，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觉得“与做欧洲人相比，做中国人更好、更健康”。在另外一封给博厄斯的信中，他充满热情地说：“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与我们的文化同样优秀，中国的许多东西甚至更好，首先表现在中国的道德规范……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遗憾，那便是我生来不是中国人。”但是，1910年后，劳费尔只去中国访问了一次。如菲尔德博物馆亚洲考古研究员班尼特·布朗森所描述：劳费尔的一生自相矛盾，因为他“希望自己是中国人，但又不太喜欢中国”。

如博厄斯所提醒，虽然劳费尔以收藏民俗和民族志藏品为主，他也千方百计征集文物：从贫困收藏家、太监、鸦片瘾君子、和尚和古董商手中买入青铜器、石雕、汉代陶瓷，以及一批绘画。讨价还价必不可少。在劳费尔给博厄斯的信中，充满了他赢得的一场场小胜利。“在中国搞收藏，别以为只是购物，”劳费尔写道，“它需要神仙般的超稳定心理、自我控制力和天使一样的耐心。”回顾清王朝垮台一年后的1912年，以及自己带着藏品返回美国后的十几年，劳费尔认识到：“现在，那种机会已一去不复返。随着具有骑士精神的清王朝覆灭，中国的浪漫也随之消亡。中国的家庭作坊生产，将被隆隆的机器声和外国进口货取代。那是一个快速过渡的激进主义时期。我们目前展示的绝大多数中国藏品，都属于过去。可以说，它们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文物。”尽管如此，据劳费尔记录，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仍未被当作艺术品欣赏。它们如同孤儿，被“公然忽视”。导师博厄斯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反目成仇后，徒弟劳费尔也离开纽约投奔了芝加哥。

1908年，劳费尔受雇于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1908年至1910年，劳费尔又以拉萨为目的地，身兼“布莱克斯通考察队”队长和唯一队员，分两次独自前往中国西藏和中国内地进行长期考察。1903年至1904年，英国的扬哈斯本爵士率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随后占领了西藏的各个山口。劳费尔提交了前往西藏的申请，遭到受英国控制的印度政府的拒绝。劳费尔还受到了其他限制，只能在印度东北部大吉岭和锡金的市场上征集藏品。尽管如此，他仍从加尔各答向美国运送了634件“喇嘛”文物。1923年，在百货商店巨头马歇尔·菲尔德（也是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捐助人）所留基金资助下，劳费尔再次返回中国。通过那几次中国之行，劳费尔搞到了19000件内地文物、4000件西藏文物。它们构成了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藏品的核心。其中，中国早期陶瓷和玉器尤为丰富。

在考察期间，劳费尔也为金主们征购藏品。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芝加哥的竞争对手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1920年，当劳费尔被聘为后者的名誉研究员时，便帮助其从自己提供咨询的施主手中征集亚洲文物。实际上，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早期收藏日本和中国艺术，得到了劳费尔的具体指导。芝加哥继承人凯特·斯特奇斯·白金汉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一位捐赠人。她购买过一套16件中空青铜饰物，准备用于装饰精美的大门，劳费尔为它们出具了假想的来源证明。白金汉女士开始收藏的是鼻烟壶，之后品位越来越高雅，成为最早收藏中国青铜礼器和陶瓷的重要藏家。她对藏品的质量更感兴趣，而不是它曾经的特别归属或年代。劳费尔把她介绍给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芝加哥分店。她从那里购买了一尊宋代银鼎，与其他藏品一样，她以纪念过世姐姐露西·茂德·白金汉的方式，将其捐赠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劳费尔每年有3周假期，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为私人收藏鉴定上面，并按自己的标准收费。他也会从自家库房拿出藏品出售。比如，1912年，他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两幅绘画，收入不菲。在为同事和未来客户看东西时，劳费尔习惯用这些词汇描述：“罕见、一流”“一钱不值”“绝对独一无二”“新出土的”“百里挑一、登峰造极”“重要而可爱”等。同时，还告诫：征集藏品下手要快，因为“老东西的数量在快速下降”，而且，“我相信这些机会一旦失去，将不会再来”。几年后，劳费尔的那种经营活动，会被人们不屑一顾，在当时的情况下，更是被严格禁止。但是，或许是担心失去一位有声望的研究员，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似乎并未反对劳费尔的兼职活动。尽管劳费尔把档案资料留给博物馆前，已将其中与自己私自经营有关的信件仔细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