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鉴赏家（第3/4页）

劳费尔在顶峰时期，成为美国“东方”藏品的最后定调人。请他编写、出版藏品图录，等于登上了收藏界金字塔的顶端。包尔禄也是劳费尔的客户，他出生于上海，常居伦敦，是一位煤炭商人、进口商和收藏家。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他还曾是一位炮手。劳费尔为包尔禄所藏中国古代玉器编辑出版了图录。劳费尔所筹集的善款，使那批玉器最终落户于菲尔德博物馆。1947年（劳费尔去世多年后），包尔禄以30万美元价格，把另外一批藏品卖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计149件，绝大多数是绘画。但是，正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任研究员何慕文不久前所评论，其中只有10%属于博物馆级藏品。

劳费尔经常使用“帝王”一词。因为他的副业之一，是从北京的古董店回收从清宫掠夺的文物。劳费尔在北京，面临着来自传教士、外交官、博物馆研究员和收藏家的直接竞争。劳费尔对竞争对手的收藏策略义愤填膺，比如柏林民族志博物馆的员工穆勒博士。1902年，即义和团起义后不久，劳费尔给博厄斯写道：“难道你当真相信我会玷污双手，购买战利品和被盗财产？我绝不会让我的名字与那种行为有染。我心甘情愿把那种辉煌，留给穆勒博士之类的伟大人物。我们以诚实的方式征集藏品……我们不是贪婪的秃鹫，它们紧随残暴、野蛮的军国主义，在其身后大摇大摆地抢劫。穆勒博士的庞大收藏包含了部分战利品。对柏林的博物馆来说，那是一种蒙羞、一种耻辱。穆勒博士不仅吞咽（实际上，德语一词是“咀嚼”）战利品，还直接把士兵和传教士手中的战利品据为己有。”

然而，在哈佛大学档案中，保存着1931年堪萨斯城一份报纸的剪报，令人充满好奇。剪报表明，劳费尔的道德标准及其作为鉴定家的相当影响力，并非坚如磐石。弗雷德里克·帕格斯利博士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医，他试图把自己收藏的中国文物出售给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那是他在中国驻扎期间的收获。劳费尔被请到堪萨斯城，“对帕格斯利藏品进行专业鉴定，为该城可能的征集提供了初审意见。劳费尔宣布，那批藏品‘由一位远近闻名的堪萨斯人为堪萨斯城征集’”，称它们是“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艺术收藏之一”。

在帕格斯利带回家的“纪念品”中，有义和团起义期间取自紫禁城的宫殿房门。帕格斯利夫人表示遗憾，称自己其他“纪念品”的获得，“有可能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从皇宫掠夺”。但是，它们属于“可购买战利品，既可能被他们夫妇拥有，也可能落入别人之手”。在帕格斯利征集的其他藏品中，有一个劳费尔宣称“很不错”的“皇帝宝座”、两个“皇宫皇后使用”的“宝座”。看到其中一个宝座“被人快速拉拽穿过北京街道”时，帕格斯利夫人买下了它，随即追踪到一个古董商的后屋。在帕格斯利夫人的客厅，劳费尔看到那个作为装饰的“宝座”，宣称它属于“顶级”藏品。他说：“我也见过另一个宝座，但它已是破烂不堪；而这个宝座的保存状况非常完美。”

访问堪萨斯城后，劳费尔随即给帕格斯利写了一封信：

在你家里，我吃惊地发现有如此多的好东西，它们质量上乘。北魏时期的那尊武士石雕像，属于令人赞叹的不朽之作，具有独特、重要的艺术、考古价值。我很有幸看到了你那个青铜鼓，它设计完美，属于顶级藏品……我从未见过比你那些皇宫宝座更精美的藏品……明代皇帝宝座背后的镂空龙雕，只能说是精美绝伦……此外，我很喜欢你的许多高古青铜器，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精美青铜器相当好的研究对象。我喜欢你的汉唐和宋代金属镜，它们数量多，种类全；还有你的许多精美象牙制品、木雕和瓷器。你的几件珐琅彩瓷饰板，上面的人物风景，仍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印象突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忘记你那两尊大理石高发髻观音雕像，它们可与古希腊最佳雕塑杰作相媲美；还有来自热河寺庙的那尊大体量漆雕观音像。

劳费尔以热情的吹嘘结束了长长的藏品目录：

我的意见是：那些杰出藏品应该永久保存于顶级艺术博物馆。新成立的堪萨斯城艺术博物馆应成为它们合情合理的去处，该馆应至少留出三四个展厅展示中国艺术。如果我的意见能为此目的带来一些切实的结果，我将非常高兴。

威廉·沃克用5000美元买下了那批藏品，他是堪萨斯城首屈一指的慈善家。当征集藏品的消息传到兰登·华尔纳耳中时，他怒不可遏。当时，华尔纳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担任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顾问。一位董事给华尔纳写信，抱怨说大家都对堪萨斯城得到那批藏品“极为吃惊”，因为华尔纳曾宣称，劳费尔“带着嘲笑”拒绝了那批藏品，认为其拥有者“太不可靠”；很难“理解劳费尔先生怎么会人前一套，背后另一套”。沃克确实买下了那批藏品，只是经过了劳伦斯·史克曼的去粗取精。史克曼属于具有新知识的博物馆研究员，更像一位艺术史学家，而非民族志学者。最终，帕格斯利的大部分藏品，落户于堪萨斯城博物馆协会，其余藏品则由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收藏。

劳费尔去世后，另一批收藏也给他的名声投下了阴影。1913年，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在博览会公园开馆，它由洛杉矶当选的郡议会资助管理，与南加州大学校园几乎紧密相连。从洛杉矶当地拉布雷亚沥青坑出土的史前动物骨骼，成为该馆科学部吸引观众眼球的藏品。但是，尽管该馆拥有一些不错的日本水印画，以及伯林盖姆·约翰逊的中国陶瓷收藏，其亚洲艺术藏品一直未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26年6月，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收到了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藏品的目录和照片。他是挪威人，1887年曾受聘于由英国人掌管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担任巡视员。1894年至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蒙特应邀参加袁世凯领导的“新军”，担任骑兵队的二把手。义和团起义期间，蒙特前往天津，一度隶属于俄国军队，在天津港附近参加过几次战斗。清王朝倒台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国的总统，还昙花一现当了回皇帝。此时，蒙特成了北京宪兵队的一名中将。

蒙特的八字胡上抹着蜡，一套军装量身定做，上面挂满了熠熠闪光的勋章，堪称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少将的翻版。蒙特欣赏中国艺术，他流利的汉语和通畅的对外联系能力，更使其如虎添翼。当清宫收藏一夜之间触手可及时，蒙特和妻子不失时机地开始收藏。“去年，我的藏品得到了极大丰富。”1915年，蒙特写道，“辛亥革命后，清宫太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东西。”凭借对海关内部事务了如指掌，蒙特还得以最大规模地出口自己收藏的文物。据学者德里克·吉尔曼报道，自1907年始，蒙特开始征集，并向家乡挪威卑尔根市的博物馆运送了大型雕塑和建筑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