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美国中西部眼中的山水（第4/5页）

然而，李雪曼追求的不只是那些名誉。他喜欢与古董商你来我往地较量，部分原因是他喜欢那种游戏。1966年，在克利夫兰博物馆建馆50周年庆典活动中，李雪曼表达了自己对略胜一筹的古董商竞争对手的尊敬。他说：“当研究员返回博物馆，说他发现了某件重要艺术品时，实际上，他是指某位古董商发现了那件东西。”他还曾半真半假地对朋友们说，如果他必须重新再活一次，他会成为“一名古董商”。

安思远与李雪曼心有灵犀，他是古董商中的“明皇”（King of Ming），属于自学成才的中国绘画和家具专家。在与同时代同类人竞争中，安思远一枝独秀。他的父亲是一名牙医，发明了牙根管治疗术。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作为纽约令人尊敬的古董商爱丽丝·伯尼的门徒，开始涉足亚洲艺术市场。后来证明，他的眼力精准，市场直觉良好。在中国铜镜、明式家具和19世纪后绘画的价格开始飙升前，他已提前囤积了一批货源。

英国作家杰拉尔丁·诺曼撰写过许多涉及艺术品拍卖的著作。1994年，她写道：“安思远在东方艺术领域的成就，可与杜维恩勋爵的传奇相提并论。”意指他本人对某件东西的赞许，确保了它的高价。洛克菲勒三世是安思远的最佳客户之一。1974年，安思远向他出售了一套中国古典家具，包括衣柜、带铭刻的椅子、长椅、餐具柜和桌子，报价50万美元。安思远认为，那套东西值得在新建立的亚洲协会博物馆中展出。如他给洛克菲勒三世信中所言：那套家具，“属于我拥有的真正重要的藏品”。他之所以提出卖掉它们，似乎因为“那是为我藏品找到永久属地的唯一方式。同时，也为东方艺术领域，为您的博物馆，为纽约市做出一些贡献”。对此，洛克菲勒三世给予了积极答复。安思远的不同藏品，确实进入了亚洲协会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来，洛克菲勒三世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了价值2200万美元的中国绘画。安思远的居所，是曼哈顿第五大道960号宫殿般的公寓。诺曼女士曾在那里采访过他。据说，安思远已成为当时经营亚洲艺术的最富有的古董商，还被中国授予了荣誉公民称号（成为后来发生事件的另一个预兆）。2014年8月，安思远与世长辞，享年85岁。

简言之，1945年以后，市场对中国艺术珍宝的需求蒸蒸日上，却充满了风险，高度依赖内部交易网络，并开始从美国傲慢的东北部向中西部倾斜。在本书前面章节，我们提到年轻的拉里·史克曼时，他已经获得了哈佛大学学位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1931年。史克曼在中国期间，担任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品征集的代理。当时，该馆仍处于建设之中。那些事情发生的背景，是堪萨斯城的董事们的大胆决定，要把该市拥有50年历史的小博物馆变成一个重要综合性博物馆，使其拥有与之匹配的藏品和经费（参见彩色插图3、6、9和10）。当时，亚洲是最好的藏品征集地。20世纪30年代，史克曼为堪萨斯城那座新建博物馆提供的藏品，占到了该馆总藏品的60%。1933年一年，藏品数达到了1500件。那一年，堪萨斯城博物馆完工，正式对外开放，史克曼终于与自己的雇主见面，并很快担任该馆的东方艺术研究员，开始了他与该馆长达40年的关系。

珍珠港事件后，史克曼重返中国，担任美国空军少校，任务是为美国空军轰炸提供情报。从各方面讲，在确定重要轰炸目标方面，他丰富的实地经验显得异常珍贵。1945年8月，即日本投降两天后，史克曼飞往北京，目的是收集日本最高指挥部的情报文件。此时，出现了一个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史克曼随身携带了25万美元，心里并不清楚用它干什么。那些钱没派上用场。因为，日本指挥官更愿意向美国人投降，不甘心向中国人缴枪。然而，史克曼手里的美金，最终还是找到了其他用武之地。继史克曼之后，武丽生担任了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馆长。1977年，他对史克曼1945年的中国之行回忆道：“史克曼飞回重庆。他前往一处被轰炸过的河堤，那里堆满了缴获的日本武士军刀，以及沈周、文征明和陆治的绘画杰作。它们构成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明代绘画的核心。征集所用资金均以非常规方式即时从‘美国陆军军需兵部’一个手提箱中借支，里面装着25万美元。”那种情况属于战争带来的运气，史克曼很快足额返还了借款。战争结束后，史克曼成了一名“盟军夺宝队”成员。他在那个位置上停留的时间，足够他在工作上取得成就，并与李雪曼成了铁哥们儿。

史克曼返回美国时，在藏品征集方面的才智已名扬四方。随后，他收到了颇有声望的工作的邀请。史克曼选择了留在堪萨斯城工作，一方面原因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给予他慷慨支持；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面临着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创建一批世界级的艺术收藏。史克曼是一位收藏家，从本性和教养上都是如此。他很早失去了父亲，母亲玛丽·芮丁·富勒·史克曼对儿子溺爱有加。她属于“科罗拉多州的婆罗门”，收藏日本水印画。母亲在丹佛的家中，每晚都给小史克曼阅读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史克曼10岁时，已对狄更斯痴迷不已，开始收集狄更斯全套首版作品集。说到中国，有人曾采访过史克曼，提问把他引向中国的是什么。他回答道：“我从未想过前往别的任何方向。”当时，丹佛最豪华的酒店是布朗王府酒店。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家族经营的古董店，名字叫“萨基斯安”。小史克曼曾偶然进去参观，种下了向往中国的种子。史克曼继续说：“13岁时，我第一次在那家古董店买东西，那是一对夫妇木雕像，当然是中国木雕。雕像毫无瑕疵。我渴望收藏。如果不全心全意收藏，你就成不了一个完全合格的博物馆馆长。”

1953年，史克曼46岁，当上了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第二任馆长。那时，他已发表了大量博学的论文，涉及中国壁画、佛造像以及该馆收藏的石狮。史克曼还与建筑史学家亚历山大·邵泊合作，出版了教科书般的著作《中国艺术与建筑》，从属于1953年的“鹈鹕艺术史系列丛书”。以任何标准看，在改变美国中西部文化景观方面，史克曼和李雪曼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6年，史克曼入学时，哈佛大学是美国唯一提供中国语言、艺术和历史课程的大学。然而，50年以后，武丽生于1988年写道：“美国所有州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在教授中国文学、语言和历史，其专业水准在1926年难以想象。”至于艺术博物馆，美国中西部在半个世纪里，已不再是“博扎特的撒哈拉沙漠”。“博扎特”一词源于美国作家亨利·路易斯·门肯，他用之来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南部、西部城市的主要街道进行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