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第2/8页）

总而言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创始主任波什·雷茨的领导下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当时他只有一位助手和十分有限的经费。波什·雷茨淘汰了繁杂馆藏品中的可疑藏品，突出福开森征集的中国卷轴画。他在博物馆2楼的回形过道中，展出了本杰明·奥尔特曼收藏的瓷器，以此信守与捐赠人达成的规定：将奥尔特曼所捐亚洲艺术藏品，与构成他主要捐赠藏品的欧洲艺术相邻展出。1918年至1922年，波什·雷茨做出了一个有预见、非常规性的决定，他从弗兰克·劳埃德·莱特手中，买入了400件日本水印画。当时，那位建筑师正深陷婚姻绯闻之中。（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艺术助理研究员茱莉娅·米奇估计，在那个贫困时期，莱特出售了数千件日本水印画，净赚了30万美元。）

1926年，波什·雷茨干了一件漂亮事儿，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征集了一尊真人大小的铜鎏金弥勒佛像，时代为公元486年。佛像体格令人印象深刻，举止优雅，张开双臂做出欢迎状，观众进入博物馆后便会瞩目凝望。它是已知早期中国青铜雕像中最大的一尊。在此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佛像特征给予了专业的说明解释：“这尊弥勒佛像被人崇拜，他既是观音，也是佛。人们相信，一旦现时宇宙时代自我毁灭，他将作为下个伟大时代的佛师获得重生。”所有那些说法都源于佛像底部的一大段铭文，对佛像身份给予了详细解释。铭文显示，制作佛像的目的，是纪念北魏的文明太后。在公元5世纪的最后30年，她掌管了北魏政权。

随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的增长，波什·雷茨尽显老练幽默和与人为善，成了纽约会所文化圈内尽人皆知之事。“在人们记忆中，波什·雷茨唯一一次忍不住发火，”纽约世纪协会的某位成员回忆道，“发生在一个不愉快场合。当时，俱乐部没有按惯例用其专用茶招待他。”1927年，波什·雷茨退休，世纪协会的30位会员为他安排了一个告别晚宴，餐桌上“装饰着一个荷兰微缩景观，使人联想到一个令人愉悦的小画室及其微型郁金香花园，那是他曾在拉伦（他的家乡）为自己准备的住处，里面陈设着东方瓷器和荷兰艺术”。

然而，波什·雷茨在自己墓志铭上最愿意铭刻的，是几年后李雪曼高喊的两个词。李雪曼是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以眼力精准闻名于世。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对我们回忆道：他刚刚从事博物馆工作时，李雪曼曾带他浏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收藏。当时，李雪曼挑选出了其中最佳藏品，包括那尊高大的青铜鎏金佛像，他大声喊出了那两个词：“波什·雷茨！”“波什·雷茨！”“波什·雷茨！”

退休之后，“荷兰老清洁工”波什·雷茨返回祖国居住，于1938年去世（被一辆汽车撞倒），享年78岁。精打细算真的很重要，波什·雷茨的继任者普艾伦就缺乏这一点。他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学者时，便受雇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坚持认为，自己属于终身受聘。196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制定了强制退休政策，规定专业人员的退休年龄为65岁。普艾伦为此提出愤怒抗议，还提起了诉讼，甚至向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上诉，请其予以干预。普艾伦的诉讼和上诉毫无结果，却适时为博物馆研究员的职业生涯画出了一条终结线。对此，普艾伦似乎将自己视为歌剧中的英雄，遭遇了一群无赖和笨蛋的围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前没有，以后也再未雇用过像普艾伦一样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研究员（他的上司们，则使用了更为温和的委婉语，称其为“古怪”）。

普艾伦在马萨诸塞州的菲奇堡市度过了童年。那时，他便表现出喜欢自吹自擂。他的父亲和祖父从木材买卖中发了大财。普艾伦的发小约瑟夫·厄普顿回忆道：“青少年时，普艾伦去参加高中舞会，他身穿黑长袍，戴着面罩、尖顶帽和一头又长又卷的金色假发。”中国文物古董商爱德华·威尔斯，是普艾伦的另一位长期朋友。他对普艾伦在哈佛大学期间以及后来的行为，有过如下描述，“年轻的普艾伦身材瘦削，一头金发相当浓密，走起路来既无精打采，又有些大摇大摆”，一副让人感到“困惑和唐突”的做派。普艾伦把自己身边的人，分成两个阵营：“一类是他的朋友，以及那些他相信不会作恶的人”；另一类是他不喜欢的人，“他们不会做任何有可能让他高兴的事情”。

普艾伦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部分归功于哈佛大学保罗·萨克斯的热情推荐。普艾伦曾听过他的博物馆讲座。普艾伦的个人履历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哈佛大学曾师从邓曼·罗斯和兰登·华尔纳，后者在第二次率领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前往中国时，曾招募普艾伦入伙。此时，也就是1928年，年仅30岁的普艾伦，当上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研究员，该部同样正处于起步阶段。

我们查找当时的公开资料，发现了一些透露内情的档案。20世纪60年代初，高居翰成了普艾伦办公室一名拿奖学金的学生。随着高居翰的工作变动，他与普艾伦之间，有了为数不少的通信往来。高居翰开始在台湾深造时，曾希望中国大陆会自行重新对外开放大门。普艾伦根据自身经历，对高居翰提出了以下建议：

哈佛大学派我去敦煌，连续授予我3笔奖学金，后面还有更多奖学金等候我。千万别以为我没有从早到晚努力工作。第一年，我确信我只会在中国工作一年。我首先学习中文，拒绝与任何讲外语的中国人接触，只在周末与外国人见面。有一位学者与我同住，但他并不教我，他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娱乐的地方。我很随意，可以听他讲话，也可以不听。我的老师们每天白天都来，每周还会来3个晚上：一位老师与我一起吃午饭，另一位一起吃晚饭……午饭后，我们用1小时，去看那些背着东西转悠的小古董贩子。那挺好玩，既了解古董，又学了语言。每周，一位很棒的老学者上门两次，给我阅读古代经典。他人极好，来我这里还有附加条件，即不与任何其他外国人见面。他不喜欢外国人，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他的父亲被外国人砍掉了脑袋。

上述文字暗示，普艾伦也在进行自我辩护。当时，有人不断抱怨，普艾伦作为学者，缺乏深度和认真。由于搞清楚藏品具体年代和属性并非易事，有时，普艾伦会在博物馆出版物上发表自己的结论，说一些“有趣、无害的话，可能会与事实有些差距”。比如，他曾对一顶唐代王冠写道：“这顶王冠，应至少属于皇室某位伯祖母。如果不是，那她也该有一顶。”约翰·埃勒顿·拉吉，曾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馆长和弗利尔美术馆创始馆长。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作为知情人，对普艾伦对藏品的古怪判断表达了明确的意见。拉吉谈到了有人提交给他的一批卷轴画，“其中4幅属于极品……除我以外见过它们的人只有普艾伦，但遭到了他的拒绝。真得祝福他愚蠢的小心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