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第3/8页）

在给高居翰的一封信中，普艾伦对那些贬低者给予了有力回答。当时，高居翰就绘画征集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普艾伦说：“至于绘画，许多古董店里都有不少，成百上千不在话下，一些属于极品，绝大多数属于装饰品或复制品，等待那些不小心的西方人和东方人打眼。”因此，普艾伦拒绝向人提供去哪儿，以及买什么的建议。他进一步写道：

（我不向你提供藏品征集单子的）一个更好理由，是我信奉佛教禅宗。有时候，禅宗不倾向争论。涉及中国绘画时，我也不参与争论。我对一幅绘画所能说的，只有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对于那些事情，只有一个选择让我真正感兴趣，那就是我的选择。“所有金童和玉女，都和清洁工无异，终将变成土和泥。”那首打油诗，同样适用于博物馆研究员。

只要有机会，作为远东艺术部主任的普艾伦，就把绝大多数有力批评，赏赐给自己的副手恩斯特·奥斯温·普林茨·祖尔·利佩·比斯特菲尔德。与波什·雷茨一样，比斯特菲尔德同样在德国学习，他的祖先也享有特权（他的兄弟是伯恩哈德亲王，是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比斯特菲尔德在德国波茨坦学习中文，在柏林大学提交了一篇有关元代画家李衍墨竹画论文的翻译，（以优等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1949年，他开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高级研究者。一年以后，当上了副研究员。1964年，他未能获得提名成为普艾伦的继任者。他在辞职前，获得了博物馆高级研究员称号。比斯特菲尔德发表过许多论文、评论和评注，对藏品拥有广受尊重的鉴定眼力。

普艾伦总是例行公事，请比斯特菲尔德审核自己的文章和图解，看其准确与否。上述一切，解释了其中原因。目前，在史密森尼学院档案馆，可以查阅到比斯特菲尔德亲王对普艾伦请求的应答：他依据事实进行的修改，密密麻麻，一页接着一页。在一份标注日期为1955年10月31日的备忘录中，比斯特菲尔德对顶头上司的漫不经心发起了挑战，他称普艾伦对“学者们为谁、何时、画了什么之类的争论”不以为然。实际上，搞清楚那些事情，“正是博物馆研究员的本职工作，也是我们领取薪水的原因”。

尽管如此，普艾伦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尤其擅长以戏剧效果布置展览。比如，1945年，他组织举办了明星展览《紫禁城服饰展》，其中包括200件1644年至1911年的中国宫廷服饰。该展展品丰富，占据了12个展厅。展览的高潮部分，是复制了清朝乾隆皇帝某位皇子的陵墓。卡尔文·汤姆金斯对此有过生动描述：

随皇子陪葬的有他的所有妻妾，她们在宫廷服饰中静静地腐烂消失，而那些服饰基本原封未动，只是原有的金铜色，随着200年间留下的污渍变得暗淡。普艾伦还把展厅涂成了金铜之间的渐变色，其中随处夹杂一些浓重的绿色条纹，皇子的妻妾，则以姿态各异的人体模型假扮。普艾伦从一家医疗设备机构租用了一具人体骨架，将其涂成金色，让它身着皇子服饰斜靠在沙发上。那具人体骨架上有一只古怪的玻璃眼球，令人印象深刻。

展览开幕前几天，弗朗西斯·亨利·泰勒馆长路过展厅，被那具骨架吓了一跳。他下令把它撤出展览。普艾伦把它放入库房。但是，在展览开幕的前一晚，他又把它重新放回展厅。事实证明，它成了特别受观众欢迎的一件展品。泰勒馆长接到报告说，观众对人体骨架有批评，也给予了广泛称赞。泰勒馆长不情愿地收回了自己的命令。

但是，不能因此说博物馆从其研究员的自我放纵中真正受益。20世纪30年代，普艾伦开始协商征集巴尔收藏的绘画。1946年，他赢得了博物馆的批准，终于以30万美元天价拿下了一批绘画。他吹捧说，它们属于美国所收藏的顶级中国绘画。巴尔出生于上海，属于早期涉足中国绘画的收藏家。普艾伦兴致勃勃，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年轻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信誓旦旦：“巴尔收藏的19幅卷轴绘画，每幅都是杰作，其中有8幅无与伦比。”最终征集巴尔那些绘画时，普艾伦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展厅，称那里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空间”。王己千是收藏家，也是古董商，曾精明地对美国所收藏的每幅重要的中国绘画进行过研究。后来，王己千声称：巴尔总共收藏了149件作品，其中只有15件属于“博物馆收藏质量”。霍文馆长在日记中，对巴尔藏品大加贬低：“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史上，买入巴尔藏品属于一个污点。”总之，有关当时对普艾伦传奇收藏的评价，克利夫兰的李雪曼有过干净利落的概括。他曾给洛克菲勒三世提交过一份备忘录，对他如何处置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提出建议，提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收藏，他称其是“有些苟延残喘”。

因此，当普艾伦终于离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该馆的许多研究员希望广受尊重的奥斯温·比斯特菲尔德能够接手远东艺术部。那种情形没有出现。知情人士推测，比斯特菲尔德未能如愿的决定性因素，是有人指控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据说，那种历史污点指责，尤其让迪特里希·范·博特墨感到不爽。他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资深古代文物研究员，属于德国拥有贵族头衔家族的后代。范·博特墨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德国罗德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美国访问。他到美军太平洋战区做志愿者，赢得了一枚青铜星章和一枚紫星勋章。

普艾伦不情愿地退休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继任首席研究员是周方，他是美国培养的华裔陶瓷专家。周方缺乏普艾伦编织人脉网络的技能，尤其缺少与有影响力董事们的互动。20世纪60年代，虽然纽约的美术馆充满了来自亚洲的私人藏品，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在那10年期间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该馆在此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即波士顿、华盛顿、克利夫兰和堪萨斯城的博物馆，则充分利用了市场的流动性，不断扩大各自的亚洲艺术藏品。作为美国主要大都市的纽约，则在争夺远东艺术重要战利品方面作茧自缚。

197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迎来建馆百年纪念。上述经历，则很像一场为百年庆典准备的序幕。此时，托马斯·霍文馆长已经掌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在馆长宝座上苦心经营了3年，努力使博物馆从象牙塔休眠状态中惊醒，并获得了博物馆董事会会长道格拉斯·迪隆的坚决支持。霍文的父亲沃尔特·霍文，是美国零售业巨头蒂芙尼公司的老板。从儿时起，小霍文便在纽约巨富及其女眷的呵护下成长。霍文曾在纽约市长约翰·林赛手下担任过市公园管理局主任一职；因此，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担任了市政府派驻官董事。1966年5月，霍文参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在那次会议上，一位董事对詹姆斯·罗瑞墨馆长提出质疑，称他从一家德国拍卖行接受了一件礼物，并转给了中世纪艺术部，那件东西有可能属于享受免税待遇的礼物。因此，那位董事攻击馆长在道德判断上出了问题。董事会举行了口头投票，对馆长的决定予以支持。罗瑞墨馆长则火冒三丈，当晚，疾病缠身的他死于突发脑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