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第2/3页）

上述一切，均指向3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赛克勒医生如何获得征集藏品所需的财富？他为何转而收藏难以捉摸的中国艺术？有何目的？美国联邦政府资助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对美国纳税人来说，他们从中得到的益处公平合理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新发现、人口老龄化、公共和个人健康保险，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特别是电视广告，美国的卫生保健支出急剧增长。赛克勒与弟弟莫蒂默和雷蒙德一样，都对那种状况推波助澜，并从中大受其益。人们普遍认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卫生保健总额方面，美国均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药已被视为治疗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有效药物。作为医药工业投资者，赛克勒兄弟三人，成了医药行业总体上涨和二次增长中的弄潮儿。对赛克勒来说，他的战斗精神，也助推了自家弟兄的崛起。

赛克勒三兄弟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们的父亲艾萨克从当今乌克兰移居美国，开办了一家杂货店。母亲苏菲出生于波兰。赛克勒在一家医药广告代理公司打工，自筹学费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学医。后来，赛克勒成了那家公司的所有者。他的两个弟弟，也因此步兄长后尘，踏上了医学道路。

当时，经过多年医药生意实践，赛克勒练就了讨价还价和推销的能力。他出版期刊，资助学术研究。1952年，赛克勒三兄弟同时任职于克里德莫尔州立精神病医院，他们共同收购控制了普渡·弗雷德里克公司。那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制药厂，位于格林威治村。后来，该制药厂变成了普渡制药公司，生产泻药（番泻叶）、滴耳剂（耵聍软化剂）、防腐剂（必妥碘）等。赛克勒去世后，该公司还生产奥施康定，一种备受争议的麻醉止痛药。作为生物精神病学的开创性人物，赛克勒医生获得了广泛肯定。他与兄弟和其他人合作，共同发表了140篇研究论文，主要研究身体机能如何影响精神疾病。1987年，《纽约时报》资深艺术评论员格蕾丝·格卢克，在该报刊登了赛克勒的讣告，对赛克勒在精神病研究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正面肯定。此外，她还写道：“赛克勒首先使用超声波进行医学诊断，在他开展的其他开拓性活动中，包括确定组织胺属于一种激素，呼吁人们关注受体部位的重要性等，对当今医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一切都值得一提。但是赛克勒医生在医学之外取得的最杰出成就，当时只被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在赛克勒收藏生涯的关键时刻，他设法以智取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比该馆馆长、高级管理人员、研究员和律师们技高一筹。在那场令人激动的竞争中，赛克勒把胜利奖杯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此，我们先梳理一下赛克勒的背景情况。亚瑟·赛克勒之所以有别于弟弟，在于他关注中国艺术品。赛克勒曾在纽约大学和库伯联盟学院学习艺术史（该院直到最近仍免收学费）。自20世纪40年代起，赛克勒开始收藏艺术品。他的收藏兴趣广泛，涵盖了前文艺复兴时期、后印象派作品和当代美国艺术。如赛克勒后来所讲，当时，他在某个家具店，偶遇了一张设计典雅的明代桌子以及其他精美绝伦的器物。“1950年的美好一天，我与一些中国陶瓷和明式家具不期而遇。我的人生从此改弦易辙。我意识到，中国艺术是一个尚未被人普遍欣赏或理解的审美领域。”

收藏不到10年，赛克勒遇见了辛格博士，与其确定了合作关系。赛克勒敬重辛格博士的专业能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资助他收购艺术品。辛格对被他人放弃却很重要的小件藏品情有独钟。那些收藏使赛克勒更传统的藏品锦上添花。

辛格博士征购的早期青铜器和小件考古出土文物，证明了他极具先见之明的天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藏品属于“盗墓者的遗留之物”。在辛格收藏中高居榜首的，是一批50件商代早期的青铜编钟（约公元前1200年）。它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制作工艺，更在于发出的音调，为研究古代中国音乐提供了可听的答案。卫其志是赛克勒博物馆古代艺术部主任。我们撰写本书时从他那里得知，该馆正计划举办一个有关辛格收藏青铜编钟的展览。无论如何，那些组合收藏，毫无疑问提升了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的国际形象。2012年，在庆祝赛克勒博物馆建馆25周年之际，研究员对该馆接受捐赠藏品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弗利尔，3270件；赛克勒，812件；辛格，约5000件；总藏品中包括考古标本、日本江户时期的水印画、波斯和印度绘画等，它们都在华盛顿找到了与之匹配的归宿，并使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总量增加了10倍。

在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研究员圈子中，有关谁在买入什么藏品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比任何回音壁传播的消息更为繁杂。在赛克勒收藏之初，他的资源和藏品征购所得，引起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任馆长詹姆斯·罗瑞墨的关注。当时，罗瑞墨正为该馆展厅改造和安装空调筹款。对于想要冠名的捐赠者而言，那个项目没有多少吸引力。196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伸手向赛克勒化缘，他开出了一份颇具独创性的处方。赛克勒承诺拿出15万美元，用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大展厅的整体改造，将其命名为“赛克勒展厅”。改建后，那里将展示博物馆收藏的巨大壁画和重要标志性雕刻。

为此，赛克勒提出了交换条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行政主管约瑟夫·诺贝尔，认为那些条件“卑鄙下流”。1993年，托马斯·霍文（罗瑞墨馆长的继任者）出版了恶作剧式的回忆录《让木乃伊跳舞》。他在书中写道：“赛克勒将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所付原价，买下那些顶级藏品，之后再贴以‘赛克勒捐赠文物’的标签赠送给博物馆，赛克勒医生则依据那些藏品的当今实价抵税。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唯一要求，他还要求博物馆在馆内提供一间大库房保管自己的藏品，将那里作为他免费获得的租借地，只有他本人和他的研究员可以出入。赛克勒算计着，他能够从其发现的税收漏洞中赚钱，他由此得到的免税数额，会远远超过其购买那些藏品的费用和捐款。”

那些做法都不违法，但在诺贝尔看来，它们属于“诡诈”。而且，如霍文当时所获悉，赛克勒对堆积在免费租借地的中国艺术品，并未做出将其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承诺。根据赛克勒与该馆达成的协议，他将为自己的藏品获得一个大库房，由博物馆承担其保险、消防和安保等费用。赛克勒请布鲁克林博物馆前副研究员路易斯·卡茨保管那些藏品，由赛克勒本人支付其工资。赛克勒还设法帮助收藏合作伙伴保罗·辛格博士获得了博物馆兼职研究员的特权。托马斯·霍文不属于安分守己的馆长，他很快与同样桀骜不驯的亚瑟·赛克勒称兄道弟。为了摸清赛克勒医生是否打算把藏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霍文邀请赛克勒“小聊一聊”。霍文与赛克勒的会面，为后人定格了一张永恒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