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第3/3页）

我请他在我办公室的圆桌子旁边坐下，我敢说，他在几分钟内便喜欢上了我，知道我会与他合作。他很敏感、怪僻、随心所欲，并且很脆弱，我们之间的交谈因而更加趣味盎然。赛克勒的口音经过精心训练，显得十分造作，似乎在用嗓音展现其成功；但是，他的语调非常真实。他对自己讲话的方式深感自豪。我对此并不反感。他开口道：“我和吉姆（罗瑞墨馆长）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他常把军靴跷到桌子上面。我们俩就像中国的文人骚客，连续几个小时探讨学术和鉴赏。”

此后，霍文的确说服赛克勒（在其两兄弟的协助下）捐赠了350万美元，用于建造存放埃及丹铎神庙的崭新大侧厅。为避免新建的阿斯旺大坝水位上涨对丹铎神庙造成破坏，埃及与美国合作，对其实施了迁移抢救。但是，对于自己藏品的最终归宿，赛克勒一直不愿做出任何承诺。在此期间，除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高层管理人员，多年以来，其他人并不知道，该馆曾异乎寻常地有一块赛克勒的私人租借地。1978年，刑法专家索尔·查内尔斯教授将赛克勒在博物馆拥有私人租借地一事公之于众。李·罗森鲍姆在《艺术新闻》上，刊登了一篇“扒粪”式报道，称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已启动一项调查，以确定那块租借地是否构成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空间和资金的不当使用（自19世纪70年代建馆之初，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直高度依赖纽约市获得税收优惠，并协助支付博物馆的场馆运营费用）。罗森鲍姆要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此事做出解释。时任馆长菲利普·德·蒙特伯勒、总经理威廉·麦康伯、董事会会长道格拉斯·迪隆则把所有问题一概推给博物馆法律顾问佩内洛普·巴德尔答复。佩内洛普则一言以蔽之：“被调查者不适合谈论被调查之事。”

州检察长办公室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秘密协定予以斥责，却并未采取任何法律行动，该馆的领导们如释重负。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应对赛克勒。赛克勒用毒舌宣泄着自己的愤怒和指责，对昂贵的赛克勒展厅被曝光和利用耿耿于怀。此外，他还有其他愤愤不平之事。迈克尔·格罗斯写过一本专著《无赖博物馆》（2009年出版），讲述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关的异闻趣事。格罗斯在书中对赛克勒的满腹牢骚娓娓道来。据他记述，赛克勒把一箩筐牢骚抛向霍文馆长，认为时任博物馆法律顾问的阿什顿·霍金斯，曾阻挠他进入博物馆董事会。而且，“博物馆在‘神圣’的丹铎神庙举办派对，赛克勒对那种利用方式感到愤怒，称在那里为时装设计师华伦天奴举办私人晚宴‘令人厌恶’。赛克勒还认为，一本时尚杂志刊登蒙特伯勒馆长的照片，也是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玷污”。

1982年，亚瑟·赛克勒宣布，他将把自己收藏的精品和400万美元，捐赠给史密森尼学会。史密森尼学会作为交换，同意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建造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如前所述，美国国民最终从中获益。如今，弗利尔美术馆和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的首选参观目的地（免收门票）。

支配赛克勒医生的是什么？有关收藏，法国“警句家”拉布吕耶尔有如此说法：“收藏不是消遣娱乐，而是激情澎湃的事情。收藏通常是如此强烈，除了琐碎的收藏目的，它丝毫不逊于爱情和人生抱负。”或者，如英国鉴赏家肯尼斯·克拉克所补充：“问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收藏，如同问他们为什么坠入爱河。收藏的原因都是不理智的，动机都是乱如麻的。”最终，无论令灵魂出窍的收藏行为的源头多么难以捉摸，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遍布它们的结晶。至于在道德上，哪些人、哪些机构更有道义占有那些收藏，将是我们在后记中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