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南苑之痛（第2/7页）

宛平的金振中得到信儿后，派人出城把他们引了进去。大家来到县政府，说是来宛平调查，实际上是换个地方继续谈判。

谈了三个小时，樱井又提了三点：一是宛平里的中国军队出城西撤10里，然后日军进城搜查；二是中国方面赔偿、道歉；三是惩罚中国军队“肇事者”。樱井提出，惩罚的最低限度是营长，也就是金振中。

金振中的部队是个加强营，一共有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迫击炮连，兵力1000多人。金振中把一个步兵连放到平汉铁路桥东段和桥北回龙庙；一个连放在宛平西南角一线；另一个连在宛平城里，剩下的那个连为预备队。重迫击炮连则放在铁路桥西面，轻迫击炮连在宛平东门，重机枪连在宛平东南和东北角。

中日双方僵持时，王冷斋发现：宛平到北平的电话打不通了，电话线显然被日军切断了。他跟秦德纯那边失去了联系。王县长立即把秘书洪大中叫来，叫他秘密潜入丰台，在那里想尽办法找一台电话，把宛平跟北平的通讯连起来。洪大中奉命而去。费尽周折，在丰台靠近日军兵营的一家商会，洪大中找到一台电话，此时商会已人去楼空。这个电话，一边可以打到北平秦德纯那，另一边可以打到宛平王冷斋那，就这样，洪大中藏在丰台，秘密地把两地间的通讯又恢复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公务员为国所出的一份力。

这时候，已经从北平赶到丰台的牟田口廉也派人带信，叫王冷斋和金振中亲自出城与之谈判，被王、金一口回绝。王冷斋说，守土有责，我们动不得。王县长叫跟他从北平同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专员林耕宇出城跟牟田口谈判，日方这边派出的同行人员是寺平。

为防止日军偷袭，王县长和金营长没开城门，而是用绳子把二人从城头上顺了下去。

虽然有日本人在城里，但此时城外的一木清直小动作不断，日军不时炮击宛平，其中一发炮弹打到县政府，屋子塌了一角，尘土弥漫，樱井吓了一跳，心里大骂城外的日军，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此时日军已拿下回龙庙，随后一木分兵两路，一部进攻铁路桥（事变爆发后平汉线已中断），一部徒步渡过永定河，进击到对岸，从西面向卢沟桥包抄。

金振中得到战报，立即带着部队去恢复阵地，中日军队在平汉铁路桥发生激战！

在铁路桥争夺战中，两边的士兵都非常着急，失去了用步枪一枪枪打的耐心。所以没过多长时间，两边就都冲了上来，开始了提前到来的白刃战！刺刀拼上了，战刀和大砍刀也对上了！

有什么东西，已被压抑得太久！

直到这时候，卢沟桥那边还没发生战斗。该桥横在永定河上，与平汉铁路桥平行，桥东对着宛平，桥西连着河北省南部。一部分日军渡过永定河后，迂回到卢沟桥以西，为的是跟“一文字山”的日军对宛平构成合围。但迂回过去的日军没发动进攻，只是在7月8日晚6点多打了几发炮弹，步兵并没有跟进。

很多人把七七事变叫“卢沟桥事变”，但7月7日夜到8日天黑前，卢沟桥一线实际上并没接火。只是在一小队日军渡河时，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进行了警备。7月8日，北平的记者们发稿时，把第29军长官一再提到的“桥头阵地”（平汉铁路桥）当成了位置重要的卢沟桥。

历史就是这样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中午时，铁路桥那边，日本人不打了。

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说樱井他们在宛平。一木还恼火呢，说这事怎么不跟自己打招呼。

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下午3点多赶到铁路桥阵地。一个小时后，旅团长河边正三到了丰台。在前线的牟田口，以现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写了一封给金振中的信，叫一个曹长骑着自行车给金振中送信，提出把樱井他们送出宛平，要求城里的中国军队在当日下午5点前撤到城西10里外。

老金的回信很给力，并“幽”了日本人一“默”：

牟田口大佐阁下，我等不撤，将与此城共存亡。威胁无用。至于樱井等人，他们也愿意与城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入夜后，金振中选了150人组成敢死队，每人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片1把，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猛扑回龙庙。这里先前是中国军队的阵地，士兵们对地形十分熟悉，摸过去后，先是手榴弹全投出去，然后抡着片儿刀冲，很快便把守备阵地的50多个日军都剁了。

日军开始闻到自己身上的血味，原来也是咸的！

但到了7月9日，在北平，双方又经过一番谈判，达成可停火协议：中国军队退到永定河以西，日本军队撤回丰台，宛平城内的防务交由保安队负责。

中国这边开始执行协议，但宛平外的日军却不走。

事变爆发后，东京还没怎么着，关东军先不干了，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但关东军不是太监，而是骑在皇帝脑袋上的主儿。事变第二天，参谋长东条英机就拟了个至少向华北派两个独立混成旅的计划，并连夜派作战参谋辻政信大尉（还记得吧，当年在陆军士官学校捣乱的那位）到平津打探消息。

驻朝鲜军的小矶国昭也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日本驻朝鲜军仅有两个师团：第19师团和第20师团。小矶命令他们作好出击准备。

东京主持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是次长今井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爱知县人），但此人身体一直不好，卧床的时间超过了上班的时间，所以牵头人实际上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

石原的部下、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富山县人）是北平那边河边正三的弟弟，这个河边脑子倒还清醒，没抱住石原说给他哥哥做主之类的话，而是主张现地解决事变。

石原拍拍河边的肩膀，安慰了一句：我也不会看着你哥哥的旅团出事不管。

石原不希望扩大事变，道理是：如果动员国内师团到中国参战，就意味着和中国的全面战争，如果是全面战争，在戒备苏联的情况下，日本最多只能投入11个师团，而这个兵力又远不能保证征服中国，就必定是一场持久战，而日本是没办法也没必要在中国打持久战的。

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也是这个观点。

石原的意见一出来，陆军大臣杉山元说：有道理。

在事变后的内阁会议上，近卫首相征求陆军大臣的意见时，杉山把石原的话重复了一遍。近卫说好，于是内阁拟出的对策是：不扩大，现地解决。

石原的另一个手下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第一个反对，认为必须对中国进行打击才能改变“排日侮日”的形势，让中国彻底屈服。